“炼了法轮功，还要医院干嘛？” 从一句质问看党文化思维暴力

“你们说炼功的人不会出事，永远平安是吧？炼了法轮功那么厉害，还要医院干嘛？”不少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时，都听过这句话。在景点，在街头，或者在与国内亲友通电话时，话题一转到法轮功，对方常常就抛出这一句。语气里带着讥讽，彷佛只要问出口，对方便无言以对。

这句话乍听有力，是因为它把几件不同的事揉在了一起：修炼人会不会生病，炼功与看病是什么关系，分享炼功的好处算不算误导别人。揉在一起，就成了一个怎么回答都会落空的圈套：说会生病，“那你炼它干嘛”；说身体好了，“那你是不是叫人别看病”。

把这句话拆开，里面其实有两个实在的问题：炼功的人会不会生病出事？说炼功有益健康，是不是认为它可以代替医疗？这两个问题都值得正面回答。答完之后，还有一个更值得深思的问题：当一个人说“我炼功受益了”，为什么另一个人听到的，却是“他在叫人别去医院”？

一、从另一个维度认识“病”

人类对“病”的认识，从来不只有一种。佛家讲因果业力，认为病苦自有来由；中医讲天人合一，健康出问题是阴阳失调，气血不和；现代医学则从细胞、病菌、基因和血液循环中寻找病因。不同的宗教、文化与民族，从不同的维度理解同一种人生现象，这本是人类探索世界的多样面貌。

科学本身，也是在不断自我修正中前进。1847年，维也纳总医院的产科医生塞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发现，医生接生前若用漂白粉溶液洗手，产妇死于产褥热的比例便会大幅下降。

今天看来，这是再普通不过的常识；可在当时，细菌致病的理论尚未建立，他的主张遭到医学界的嘲笑与排斥。塞麦尔维斯晚年潦倒，1865年死于精神病院，直到他去世多年以后，人们才承认他是对的。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人类对生命与疾病的认识，还远远谈不上穷尽。科学不是常说探索永无止境吗？既然如此，就没有理由把今天的认识当作最终的真理，拿它去嘲笑一切不同的理解。庄子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被自己的处境和时代所限，是每个人都难免的事；可贵的是知道自己有局限，不轻易拿自己的认识去否定别人。

法轮大法对疾病的阐述，是一种信仰层面的认识。一个人可以选择相信，也可以选择不信，这是每个人的自由。尊重不同的人对世界的不同理解，本是一项基本人权，也是一个文明社会应当共同守护的底线。

法轮功学员从来没有说过，炼了功就一辈子上了保险。他们修炼的目的，是按照“真善忍”提高心性，做一个更好的人，而不是用炼功换一张“无病无灾”的保单。修炼人生活在这个世上，同样会经历生老病死，会遇到意外与难关。其实，法轮大法修炼本来就不是为了治病；抱着“炼了就不生病”的心态来炼功，反而偏离了修炼的本意。

修炼要求人在遇到矛盾和困难时向内找，把磨难看作提高的机会。每个修炼人做得如何各有不同，但他们看待生老病死，有自己的信念和认识。差别不在于遇不遇到病痛，而在于面对病痛的心态：同样是一场病，有人怨天尤人，有人把它当作反省自己的机会；同样是一次挫折，有人一蹶不振，有人从中看见自己需要改变的地方。

至于医院，它的存在就是为人诊断和治疗。而是否就医，怎样就医，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与认识作出的选择。一个人每天清晨打太极，没有人说他在和医院作对；一个人坚持跑步，也没有人质问他“那还要医院干嘛”。信佛的人吃斋念佛，信基督的人为病人祷告，也没人因此说他们“反对医院”。就连医生自己，也常劝病人多锻炼，保持心情舒畅。身心状态与健康息息相关，本是常识。说一种活动对身心有益，并不等于否定医院，这两件事从来就不在同一架天平上。

二、受益了如实说出来

许多法轮功学员说，炼功之后身体状况明显改善，有的人刚开始炼，变化就很明显。感受更深的，往往是心态的转变：遇事不再急躁，能平和地面对家庭矛盾和工作压力，以积极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难题。有人和多年不相往来的亲戚重新走动，有人在单位里不再为一点得失争来争去，有人放下了积压多年的怨气。这些变化，身边的人都看得见。

!2020年10月以来，洛杉矶法轮功学员每个周日都会来到世界旅游景点圣莫妮卡海滩集体炼功，告诉人们法轮功的美好。（明慧网）

读到一本好书，会推荐给家人；自己从修炼中受益，也愿意告诉亲朋好友，这是人之常情。《孟子》记载，孟子问齐宣王：“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齐宣王答：“不若与人。”好东西愿意与人分享，本是一份善意。许多人最初就是从身边人那里听说法轮功的。就算自己的效果不那么明显，也不妨碍把一个好方法介绍出去，好比一套背单词的方法，自己用了进步不大，班上好几位同学却突飞猛进，我们也会跟别人说：“这个方法不少人用着有效，你可以试试。”

分享自然有它的分寸：如实讲述自己的经历，不夸大，不强求。个人体验是自己的经历，不能替别人做决定，看不看医生，仍由每个人自己判断。分享是让对方了解，让对方选择，不是和谁竞争。

说到“竞争”，还有一个简单的事实：法轮功教功不收费，炼功点自由来去，功法和书籍都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医院是提供医疗服务的机构，炼功点是一群人自愿聚在一起炼功，两者既不争病人，也不争收入。说一个分文不取的炼功点在和医院“竞争”，这个说法本身就站不住脚。

三、合理的追问，与预先的定罪

这句质问，未必都出于同一种心理。有人确实担心，个人体验会不会被说成治疗的承诺；有人家里有生病的亲人，怕他们听了别人的话延误治疗。这样的担心可以理解，也值得认真讨论，上述已作了回答。对这样的提问，耐心说清楚就好。

但也常常是另一种情形：解释听完了，对方仍然认定“你说炼功好，就是反对医院”。

《列子》里有个故事，叫“疑邻盗斧”。有人丢了一把斧头，怀疑是邻居的儿子偷的。从此再看那孩子，走路的样子像偷斧头的，脸上的神色像偷斧头的，说话的腔调也像偷斧头的，一举一动，无一不像。后来他在山谷里挖地，找到了自己的斧头；再看邻居的儿子，一举一动，又没有一处像偷斧头的了。孩子始终没有变，变的是看人时的心态。

把那句质问中间的推论一步步摊开，便能看见同样的心理：法轮功学员说，“我炼功后身体变好了，心态也平和了。”听的人却想，“他说炼功能治病”；再进一步，“那他就是认为不用去医院”；最后落地，“他在和医院对着干，在误导别人”。每一步，都多加了一点对方没有说过的东西。

从第一步到第二步，一个人的亲身感受，变成了一个普遍的断言；从第二步到第三步，“有益”被换成了“只靠它就够了”，一种方法变成了唯一的方法；从第三步到第四步，一个人的生活选择，又被换成了对别人的误导，成了需要警惕的“危害”。

一个人讲的是自己的经历，到最后竟成了一种立场，甚至一条罪名。

追问一种说法有没有根据，是正常的。可是还没听清对方说了什么，就先替他说出“医院无用”，再去批驳，这才是真正的跳跃。值得深思的是：这种跳跃，为什么在许多中国人看来如此顺理成章？答案在于中共党文化。它的特点，正是强烈的“主观定性”，先判断后听话，以控制代替交流，甚至以思想暴力取代理性。

四、独立的存在为何被当成挑战？

“非此即彼”的想法，哪里都有。可在中共治下，它有一种特殊的形态：凡是不受官方支配的信仰与生活选择，都会被预先理解为对权威的挑战，而且必须用暴力去歼灭。从思想暴力走到现实暴力，再用一个阶级去打倒和消灭另一个阶级，中共自己当“上帝”，决定哪些人可以生存，哪些人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

“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以阶级斗争为纲”，许多大陆人从小耳熟能详。社会被分成“我们”和“敌人”，中共的统治也就要靠不断找出新的敌人来维持。从土改斗“地主”，反右打“右派”，到文革揪“牛鬼蛇神”，每一次运动都是先划出一类人，贴上标签，再发动群众去斗。被划进去的人做过什么，往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被划到了另一边。

划分的标准，常常不是一个人做了什么，而是他属于哪一类。“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一顶帽子扣上去，连子女都要跟着受牵连。

文革中，子女要和父母“划清界限”，学生揭发老师，朋友之间互相检举。在这样的环境里，人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判断对方属于哪一边，再决定怎么对待他。几十年下来，这套逻辑渗进了日常：开会要表态，凡事要站队；遇到一样新事物，先问它是“哪一边的”，再问它究竟是什么。

这种思维，还和一种生活结构紧紧相连。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个人的工作、住房、看病、子女上学，都由单位安排；单位背后，是党的组织。人的生计和前途，都系在体制之上，体制不只是管理者，也成了人唯一的依靠。在这样的结构里，任何能让人在体制之外找到另一份依靠的东西，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都容易被看成一种“离心”。

法轮功的遭遇正是如此。1992年传出之后，它曾参加官方举办的东方健康博览会，各地公园里的集体炼功随处可见。炼功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心中有了超越世俗的是非标准。然而，在中共的斗争生态里，人有独立的信念与判断，本身就是问题。就这样，一个修炼群体，被当成了必须打倒的目标。

“炼功受益了，那还要医院干嘛”，与“这么多人炼功，那还要党干嘛”，体现的是同一种倾向：凡是能让人看淡名利，不再趋之若鹜，甚至给人坚定信念的东西，都被视为在和体制争夺人心。普通人说这句话时，也许并未多想。

但1999年以后，官方媒体长年宣传“炼法轮功的人有病不看医生”，把炼功和就医说成非此即彼。电视、报纸、单位的政治学习、学校的课堂，同样的说法一遍又一遍地重复。

《战国策》记载，魏国大臣庞葱要陪太子去赵国做人质，临行前问魏王：“如果有一个人说街市上有老虎，大王信吗？”魏王说不信。“两个人说呢？”魏王说将信将疑。“三个人说呢？”魏王说：“那我就信了。”庞葱说：“街市上明明不会有老虎，可三个人一说，就有了老虎。”后来庞葱回国，果然再也见不到魏王了。

一种说法听了千百遍，人就不再追问它从哪里来，有没有根据。久而久之，那句质问便成了脱口而出的反应。

五、同样的文化有另一种样子：台湾

有人会说，这是中国人的文化使然。那就看看海峡对岸。台湾同样是华人社会，同样传承着中华文化。

在台湾的公园里，清晨常能看到这样的画面：一边有人炼法轮功，一边有人打太极拳，不远处有人跳舞、散步。庙宇香火鼎盛，教会照常聚会，佛寺里有人静坐。法轮功学员在街头发真相资料，讲自己的修炼故事，路人愿意听就停下，不愿意就走开。

中医和西医也各得其所，都纳入全民健保。台湾社会当然也有争吵和分歧，但不同的人可以保留各自的认识，同时尊重甚至维护对方生活、表达与实践信仰的空间。

差别从哪里来？制度对信仰自由的保障是一方面。中华民国宪法明文规定，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台湾也走过另一段历史：戒严时期，一贯道长期被列为非法，直到1987年才取得合法地位；解严之后，宗教和民间团体才真正活跃起来。

这段经历恰恰说明，同样的社会，同样的人，在不同的制度下，对待信仰的方式可以截然不同。决定差别的，并不是“中国人”这个身份。

另一方面，中共发动一轮又一轮的运动，打压儒、释、道，以党文化取代传统文化；台湾没有经历这场摧毁，“和而不同”，敬天信神，尊重他人修行的观念，留在了日常生活里。逢年过节到庙里上香，家中供奉神明，对出家人和修行人心存敬意，这在台湾都是寻常事。

一个人说自己在修炼，周围的人多半不觉得奇怪，更不会认为他在和谁作对。《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台湾的经验至少说明，华人社会并非只能用对立与斗争来处理信仰的差异。

结语：不要用思想暴力对待差别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对于超出自己认知的事物，古人的态度是如实和谦逊，不轻易断言，更不急着扣帽子。

这个态度对双方都适用。法轮功修炼人如实讲自己的经历；听的人可以问他经历了什么，也可以追问他的说法有何根据。但在他还没说“医院无用”之前，不必替他说出这句话，再去批驳他。

斗争思维的代价，不只是冤枉了别人，也让自己失去了好好听一个人说话的能力。一个人说什么，先被归类；一件事是什么，先被定性。久而久之，人与人之间只剩下立场，没有了交流，也没有了温度。

下次听到有人说“我从炼功中受益了”，不妨先听他把话说完。能不能先听清对方说了什么，也许正是摆脱斗争思维，找回人与人之间善意与信任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