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龙的欲网:邪灵如何利用人性之恶搅乱世界
芯片禁令切断的不只是算力,而是一条暗道。英伟达神话崩塌的背后,是红龙早已布下的欲网:它不靠自身力量,而是放大人心的贪婪、色慾、虛榮與恐懼,再借別人之手攪亂世界。手法從克格勃到延安一脈相承。真正的戰場不在芯片裡,而在人心。一正壓百邪,剪斷那根線,欲網自破。

2026年11月16日,星期一。距离深圳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开幕只剩两天,美国商务部宣布一项新规:今后任何人想透过第三国的数据中心远程调用美国先进人工智能芯片,都会碰上一道新的闸门。
这道闸门背后,是一场全球瞩目的丑闻,一位科技巨人的倒下,以及一场早已打响的人工智能世界大战。把这些碎片拼在一起,会看到一幅比任何间谍小说都更真实的图景:一条红龙伏在暗处,它不靠自己的力量取胜,而是找出人心中的贪婪、色欲、虚荣和恐惧,把这些恶念放大,再借别人的手去搅乱世界。
一、一道禁令,一条被切断的血管
根据新规,向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巴西等国出口受管制的高阶芯片,必须先取得美国政府许可;对于向中国总部企业提供大量算力的海外数据中心,美方也设下了新的要求。在此之前,商务部已发布指导文件,把总部设在中国的企业的海外子公司正式纳入管制。
这一刀切在中国AI企业最依赖的一条血管上。过去几年,北京发现了一个办法:芯片不必运进中国,只要在东南亚的机房里租用算力,就能在千里之外训练自己的大模型。路透社引述业界人士估计,在监管空窗存在的近一年里,经这些海外据点流向中国企业的先进芯片可能多达数十万颗。前美国国务院官员麦奎尔(Chris McGuire)直言,中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可以不经许可就买到英伟达(Nvidia)最新的Blackwell芯片,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北京的反应来得很快。外交部重申“坚决反对泛化国家安全”,商务部指责美国“滥用出口管制,扰乱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与此同时,APEC中方高官会主席陈旭表示,人工智能“不应被某国独占”。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呼吁合作,实际上是在为北京争夺AI规则的制定权铺路。
一年前在韩国庆州的APEC会议上,习近平就提出要成立由中国主导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今年深圳是主场,AI成了双方暗中角力的核心筹码。
二、情报首脑为AI定调
要理解中共为何在AI上不惜一切代价,最好的入口不是工信部的产业规划,而是国家安全部长陈一新的一篇文章。
2026年9月,陈一新在国家网信办主管的《中国网信》杂志发表长文,把人工智能定位为“全球科技竞争的主战场,大国战略博弈的新赛道”,要求“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确保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文章最担心的,是“敌对势力”利用深度伪造和社群机器人发动“认知战”,威胁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
在自由国家,AI首先是企业和科学家的事;在中共体制下,它被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由掌管间谍机器的人来论述。“新型举国体制”翻译成白话就是:举全国之力,不计成本,不择手段。
数字解释了这种焦虑。联合国今年7月的报告显示,全球前五百名AI超级计算机中,美国占了约七成五的算力,中国只有约一成五,差距的根源就在最先进的芯片握在美国手里。中共自己造不出,就只能买;买不到就租;租不了就走私;走私被堵,就换一个国家;再不行,就从造芯片的人身上下手。
据欧洲情报机构估计,中共约有60万人从事情报和安全工作;前谷歌工程师丁林葳因窃取2000页AI基础设施机密文件被定罪;英国军情五处今年9月警告,中国机构资助英国高校AI研究,逾百名学者受影响;美国AI公司Anthropic也披露,三家中国AI企业发起逾1600万次提问,企图“蒸馏”它的模型。这些案例放在陈一新那句“新赛道”之下,就连成了一条线。

芯片流向哪里,也已有实例。路透社11月11日报导,西北工业大学官网的采购纪录显示,该校在今年9月以约87万元人民币经一家陕西公司购入两颗英伟达H200芯片,另有多份H200算力租赁合约;彭博社也报导,至少七所与国防相关的大学在寻求H200算力。西北工业大学是中共军工体系的重点院校,早已被美国列入实体列表。所谓“民用”和“军用”的界线,在中共的军民融合体制下,本来就是一张随时可以撕掉的纸。
三、硅谷神话的崩塌
11月12日,全球市值一度超过四兆美元的英伟达,迎来成立33年来最剧烈的地震:创办人黄仁勋宣布即刻辞去执行长、总裁和董事职务。仅仅一个多月前的10月8日,川普还为他颁授国家科学奖章,称他是美国的国宝。
事情的起点是《纽约时报》10月29日的报导:美国情报机构认定,与黄仁勋关系密切的中国籍女商人黄乐,是为北京传递情报的中共情报资产。

11月8日,黄仁勋向全体员工承认对妻子不忠,董事会宣布独立调查;次日英伟达股价下跌4.3%,一天蒸发约1900亿美元。11月11日,媒体又报导他与一名公司女高管也有过婚外关系,第二天他便辞职。英伟达任命财务长克雷斯(Colette Kress)出任临时执行长。
三天后,财政部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在福斯新闻节目上要求董事会从外部物色新执行长,并限期十天交代,英伟达是否为了冲高营收,放任芯片经新加坡流向中国。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马斯特(Brian Mast)表示,黄仁勋已同意赴国会作证;国会议员则推动把限制最先进芯片出口,在芯片中植入防走私追踪,以及限制芯片制造设备等措施,写进年底的国防授权法案。一场私德风波,就这样演变成牵动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大事。
风暴的中心,是一家设在新加坡的云端公司Megaspeed。据新加坡企业注册纪录和多家机构的调查,这家公司前身是中国网络游戏商第七大道的海外分支,2023年3月更名,股权转到英属维尔京群岛一家以黄乐名字命名的公司,她成为实际控股人。同年11月,在拜登政府限制投资中国AI产业后不久,她卸下董事职务,股权转到新加坡一家空壳公司;随后Megaspeed就获英伟达指定为云端合作伙伴,取得优先采购高阶芯片的资格。
接下来是惊人的膨胀:一年间,Megaspeed总资产暴增约90倍,接近30亿美元;其马来西亚子公司在2024年6月至2026年2月间,至少购入48亿美元含英伟达技术的AI设备,安装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数据中心,据报导似乎在远程服务中国客户。新加坡当局在2025年调查期间曾扣押黄乐护照,虽认为犯罪证据不足,但怀疑她提供不实信息淡化自身角色,禁止她再入境。
更多内幕随后揭开。科技媒体《The Information》报导,与黄乐有关联的中国企业,透过多层特殊目的公司,参与了DeepSeek今年约1055亿元人民币的第二轮融资;据报导,DeepSeek员工之所以鼓励投资者把这些企业纳入,是因为它们据称能经非授权渠道供应英伟达芯片。换句话说,芯片供应能力本身就是入场券。
美国司法部长布兰奇表示,司法部尚未就黄乐是否为间谍得出结论。但即使不下结论,这条从北京到新加坡,再到东南亚机房的算力暗道,已经足以让人看清,红龙是怎样在法律的缝隙里穿行的。
四、“天网”传闻与看不见的舆论战
11月15日,旅居澳洲的法学家袁红冰向《大纪元》披露了据称来自中共体制内的消息,直指黄仁勋是中共国安部“天网专案”的猎物。这是单一来源的说法,目前没有其他公开数据可以证实,但它描述的机制值得一记。

据袁红冰引述,“天网项目”始于江泽民时期,经费“上不封顶”,锁定全球政商、科技和学术界具决定性影响力的精英,目的是把他们转化为推动中共国家战略的力量。
中共据称在国际关系学院开设“特别心理学”课程,专门训练学员剖析目标的心理弱点,再用金钱、美色和虚名去征服。到了习近平时期,这个专案据称改由国安部办公厅直管,向部长陈一新负责。一手掌握收买全球精英的网络,一手为AI争霸定调,如果属实,两件事交会在同一个人身上,绝非巧合。
袁红冰还说,中共中央书记处就此事下达了宣传指令:把事件引导为美国党派斗争的牺牲品,定性为对成功华裔的种族歧视,并极力把它限缩为个人“桃色风波”。这些指令无从查证,公开信息却与之吻合:外交部痛斥间谍说法“捕风捉影”,《北京日报》旗下“长安街知事”等陆媒纷纷把事件归咎于“美国党争”和“重演麦卡锡猎巫”;微博上婚外情话题阅读量超过4000万,间谍角度却几乎消失。
另一边,美国商界也掀起复职声浪。几家大股东联名致函董事会,要求保留黄仁勋回归的可能,名为“Bring Jensen Back”的联署网站累积了约17万个署名。华尔街的焦虑可以理解,股价和供应链都系在一个人身上。但它客观上的效果,与北京希望保住对华技术游说窗口的利益高度契合。
这正是中共最擅长的“以美反美”:它很少亲自出手,而是让别人替它说出它想说的话。先借一个人的私欲打开缺口,再借华尔街的逐利保住筹码,又借美国社会的党争和种族议题转移视线。每一步都不必自己沾手,每一步用的都是别人心中的恶。
五、燕子,乌鸦与蝴蝶:一部冷战谱系
把情欲当作武器,并不是中共的发明,它承袭自莫斯科。据解密的美国中情局档案记载,克格勃在冷战期间系统性地训练女性特工执行美人计,行话叫“燕子”,男性特工则叫“乌鸦”。这种诱惑从不源于真实情感,目的只是搜集足以套住目标的“黑材料”。
1954年,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职员瓦萨尔(John Vassall)被克格勃安排参加一场派对,随后落入陷阱,被拍下照片。经过长时间审讯,他彻底屈服,此后七年多,无论在莫斯科还是调回伦敦,都在胁迫下把英国国防机密交给苏联,直到1962年被捕,判刑18年。1964年,法国驻苏联大使德让(Maurice Dejean)也因深陷美人计被召回,仕途断送。
中共的版本更加诡谲。1960年代,年轻的法国外交官布尔西科(Bernard Boursicot)在北京结识京剧演员时佩璞。时佩璞自称是被迫以男装生活的女子,两人维持了近二十年的关系。中共情报人员察觉后,以时佩璞的安全相要挟,迫使布尔西科交出法国使馆的机密文件;时佩璞甚至抱来一个男孩,谎称是两人的骨肉。1983年两人在巴黎被捕,布尔西科直到看见证据,才知道对方其实是男人,精神崩溃,在狱中自杀未遂。这宗案件后来被改编成百老汇名剧《蝴蝶君》。
三个故事,三种人性的弱点:瓦萨尔怕的是身败名裂,德让输给了一时的放纵,布尔西科则被自己的浪漫幻想所俘虏。极权机器并没有超能力,它只是比任何人都更有耐心地寻找裂缝。
六、中共的家传技艺:从中央特科到延安窑洞
中共把情报和人性操控当作生存之本,从建党之初就开始了。1927年11月,周恩来在上海组建中央特科,负责情报、保卫和锄奸。1931年4月,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周恩来随即下令清除后患,顾顺章在上海的家属和亲属十余人遭灭门,尸体埋在法租界的民宅底下。一个组织对待自己人尚且如此,又怎么会在乎外人的尊严?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并称中共的“三大法宝”。所谓统战,说穿了就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事成之后再一脚踢开。
在被宣传为艰苦朴素的延安,这套逻辑甚至延伸到了男女之间。据《同舟共进》杂志2010年的文章记载,日本共产党领袖野坂参三在延安期间,中共组织为他安排了一名24岁的女青年充当“临时夫人”,他返回日本后,这段关系随即结束。老革命沈容在回忆录《红色记忆》中,也记下了苏联专家向组织要求“临时夫人”的往事。革命青年的情感和尊严,在组织眼中不过是取悦盟友的资源。
讽刺的是,野坂参三自己也是这部机器的一个零件。1992年,苏联解体后公开的档案显示,他早年在莫斯科曾向苏联当局密告同志山本悬藏,导致对方在大清洗中被处决。已经百岁的野坂参三,因此被日本共产党开除。共产邪灵吞噬敌人,也吞噬自己人,这是它的本性。
七、美国与台湾的前车之鉴
如果说冷战案例已经遥远,近二十年的案例则近在眼前。华裔女商人陈文英曾与两名联邦调查局探员发展长期婚外关系,同时为北京工作,2003年被捕,美国反情报体系蒙受多年损失。方芳以留学生和政治募款志工的身份周旋于加州多名政客之间,2015年在联邦调查局介入后返回中国。前纽约州官员孙雯涉嫌充当中国代理人,2024年9月被捕起诉。
在台湾,前陆军少将罗贤哲被境外情报单位以美色和金钱吸收,泄漏台美军事通讯机密长达七年,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些案例反复证明一件事:当一个人把操守和国家利益放在私欲之后,他就已经自己走进了红龙的猎场。而这一次的不同之处在于,被卷进风暴中心的人,恰好站在陈一新所说的那条“新赛道”的正中央。
八、古人的镜子:美人计与“四知”
中国古人对这种手段并不陌生。《三十六计》第三十一计就是美人计:“兵强者,攻其将;将智者,伐其情。”敌人兵强就去攻它的将领,将领聪明就去瓦解他的情志。两千多年前,越王勾践兵败之后,范蠡把西施献给吴王夫差。
夫差沉溺美色,疏远忠臣伍子胥,甚至赐他自尽。公元前473年,越军攻破吴都,夫差自杀,临死前以布蒙面,说无颜见伍子胥于地下。一个强大的国家,不是被敌人的刀剑打败的,而是先在君主的心里失守。
但中国古人更重视的,是怎样守住自己。东汉名臣杨震赴任途中,昔日举荐过的王密深夜带着十斤黄金来报恩,说:“暮夜无知者。”杨震答道:“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羞愧而退。这就是流传千年的“杨震四知”。在杨震眼中,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天和自己的良心都在看。

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老子说:“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古人早就明白,外在的诱惑之所以能操纵人,是因为人心里先有了欲望。心中无欲,诱惑就失去了把手。
就连讲用间之术的《孙子兵法》,也在〈用间篇〉里设下了道德的门坎:“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在孙子看来,用间是为了“先知”,减少战争的伤亡,运用它的人必须有仁义之心。而中共的情报机器,用的是孙子的术,丢掉的是孙子的道:它利用人的弱点,不是为了止战,而是为了奴役;它不在乎被它利用的人最后家破人亡,因为在它眼中,人本来就只是工具。
西方的传统说的是同一件事。荷马史诗里,奥德修斯的船要经过海妖塞壬的海域,他让水手用蜡封住耳朵,又让人把自己绑在桅杆上,才平安驶过那片用歌声诱人触礁的海。人不可能没有弱点,但人可以事先认清自己的弱点,把自己绑在原则的桅杆上。
九、邪灵的法则:放大人性之恶
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它以“恨”为能量,终极目的是切断人与神及传统文化的联系,让人类道德败坏到无法挽救的地步而走向毁灭。这个邪灵要控制高高在上的政商名流,最核心的法则就是放大人性中的恶:人符合了它的想法,它就能控制人。
从莫斯科的燕子到延安的窑洞,从巴黎的戏台到东南亚的机房,时代不同,国界不同,主角不同,手法却惊人地一致:找到人性最软弱的地方,把恶放大,再借这个人的手,去伤害他的国家,他的组织,他的家人,甚至他自己。共产邪灵本身没有创造力,它的全部力量都来自人心之恶。人越堕落,它就越强大,世界就越混乱。
在国内,这个邪灵制造了一个没有信仰自由的社会:新疆的再教育营,西藏的文化清洗,对法轮功学员二十多年的迫害,对14亿人思想的全面管控。
在国外,它用订单引诱企业家,用美色俘获决策者,用人工智能打造监控和认知战的新武器。所以说,中共不是世界乱象的旁观者,也不只是参与者,而是乱源之根。不认清这一点,就只能一次又一次在丑闻爆发后收拾残局,却永远不明白乱从何来。
结语:一正压百邪
11月18日,深圳的APEC会场将灯火通明。北京会在台上高谈人工智能“不应被某国独占”,在台下,它的国安部长早已把AI定性为大国博弈的新赛道,它的宣传机器仍在把一场国安危机包装成一出桃色闹剧。美国的新禁令可以堵住一条通道,国会的法案可以筑起一道高墙,但只要人心的破口还在,红龙总能找到下一个入口。
因为红龙的根,不在芯片里,而在人心里。
传统智慧早已指明了突围之道:一正压百邪。魔鬼的网看似无孔不入,经费上不封顶,但它能操纵的,永远只有人的贪念、淫邪、虚荣和恐惧。克格勃的燕子抓不住心无邪念的人,延安的安排绑不住坚守原则的人,时佩璞的谎言骗不了不被幻想支配的人,巨额订单也收买不了把操守放在首位的人。
对中国人来说,这个道理更加切身。中共能把手伸向全世界,靠的正是它先在14亿人心里种下恐惧和顺从。入党入团入队时举起拳头宣过的誓,就是它留在每个人身上的一根线。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统计,截至2026年11月18日,已有4亿6874万5022名中国人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剪断那根线,不需要对抗谁,只需要一个人在心里做出选择:不再属于那个利用人性之恶的组织。
当越来越多的人重新守住真诚,善良和忍耐,红龙在世界各地织就的欲网,才会不攻自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