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1日，对全世界的中国海外侨民、异议人士与宗教信仰者而言，是一个分水岭。这一天，中共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生效。这部法律的立法逻辑看似温和，实则暗藏杀机——它第一次以“国内法”的形式，明文规定境外组织与个人也在其处罚范围之内。换句话说，中共正式将自己的国内管辖权，宣告延伸到了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
法律生效之后，仅仅48小时，世界就看到了它的第一批“执行成果”。
7月2日，纽约联合国总部门前，一名52岁的藏人洛嘎让赞，身穿传统藏服，插上雪山狮子旗，在直播镜头前引火自焚，用生命向全世界控诉这部恶法。7月6日，台中，日籍资深媒体人矢板明夫在演讲结束后，遭一名持香港护照、具有“14K”黑帮背景的中国籍男子近距离挥拳袭击，导致嘴唇撕裂、牙齿损伤。而在此之前的三个多月里，从伦敦大英博物馆到纽约法拉盛，再到韩国济州岛，至少五起针对全球退党服务中心退党义工与法轮功学员的暴力袭击事件，接连在三个民主国家上演。
这不是巧合，这是一套系统。中共正在用一部披着“民族团结”外衣的恶法，为自己在海外的长臂执法、跨国镇压，披上一层看似合法的外衣。而美国的司法系统，已经率先用一纸判决书告诉全世界：中共，就是一个犯罪组织。
恶法出炉：《民族团结法》的域外野心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2026年3月12日由第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表决结果为赞成2756票、反对3票、弃权3票，最终文本包含序言及七章六十五条。这部法律的核心概念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56个民族统摄进一个“多元一体”的政治框架之中。
然而，各国媒体与人权组织的解读，远比中共官方说法来得直白。日本经济新闻的报导指出，这部新法将处罚任何被认定阻碍“中华民族团结”的行为，境外组织与个人也在处罚对象之列，其真正意图是压制美欧等国对新疆、西藏人权问题的批评。大赦国际更直接警告，这部法律进一步将针对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等少数民族的同化政策制度化，同时也扩大了跨国镇压的法律基础。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一个主权国家的国内立法，本应只对其境内公民及机构产生法律效力。但中共透过这部法律，公然宣称对境外的言论、行为、甚至境外的组织拥有管辖权与处罚权。这不是法律，这是披着法律外衣的域外执法许可证，是中共准备在全世界展开“合法化跨国镇压”的操作手册。
而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这部恶法从立法到执行的时间差，短到令人窒息。
法案7月1日生效，7月2日纽约就有藏人以生命抗议，7月6日台湾就发生了疑似跨境镇压的暴力袭击案件。这种近乎“无缝衔接”的节奏，很难让人相信只是单纯的偶然。
警站先行：中共海外警察站的全球布局与美国定罪的历史性判决
要理解这部恶法为何能够如此迅速地在海外“落地执行”，必须回头看中共过去十年在全球布下的另一张网——“海外警察站”。
根据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的调查，中国福建福州、浙江青田、浙江温州及江苏南通四地的公安系统，透过“去中心化外包”的模式，联合当地侨领与同乡会，在全球53个国家秘密设立了至少102个所谓“海外警察服务站”。
这些站点表面上是为侨民提供驾照更新、证件办理等行政服务，实际上却承担监控、骚扰、乃至逼迫海外异议人士“劝返”归国的任务。
这套海外警务网络，最终在美国司法系统面前，付出了代价。纽约曼哈顿“福州公安局”设立的秘密站点，其负责人卢建旺（Harry Lu）与陈金平，于2023年4月被美国联邦检方以《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下的“非法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与“妨碍司法公正”两项罪名起诉。陈金平已于2024年12月认罪，而卢建旺则在2026年5月经陪审团裁定罪名成立，最高面临30年监禁。
这是全球第一起，因经营中共海外警察站而遭到刑事定罪的判例。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惩罚了两名个人，更在于它向全世界宣告了一个事实：中共在海外设立的所谓“警察站”，不是行政服务中心，而是实施跨国镇压、违反驻在国主权的非法执法机构。
意大利、法国、荷兰、英国、爱尔兰等欧洲国家，也相继以驱逐外交人员、行政关闭、情报机构瓦解等方式，对境内的中共海外警察站采取行动。
这一连串的查缉行动证明：中共这套“非官方、去中心化”的海外执法网络，早已被国际社会视为对主权的公然侵犯，而非其官方所宣称的“侨民志愿服务”。
如今，随着《民族团结法》正式生效，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共正在尝试把过去这套“地下警务”模式，用一部国内立法“合法化”、“制度化”，让它从见不得光的地下据点，升级为有法律文本背书的域外执法工具。
海外警察站是中共跨国镇压的先遣部队，而《民族团结法》，则是准备让这套镇压机器全面“转正”的政治武器。
双重印证：西藏自焚与矢板明夫遇袭——恶法上路后的第一波恶果
如果说海外警察站是中共过去十年跨国镇压的“试验场”，那么《民族团结法》生效后短短一周内接连发生的两起事件，则是这套机制升级后的“首发炮弹”。
洛嘎让赞的自焚，不是一起孤立的个人悲剧。
西藏流亡政府司政边巴次仁在声明中直言，西藏境内持续发生的迫害，以及7月1日开始实施的这部严苛恶法，正是促使洛嘎让赞做出这个悲剧性决定的原因。
这名在纽约生活二十年、以开Uber维生的藏人小区领袖，选择在世界最具代表性的国际外交场域——联合国总部门前，用自己的生命，向国际社会发出最后的呼救。
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响应，仅仅是重申“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这部恶法可能造成的海外寒蝉效应，避而不谈。
几乎在同一时间，台湾爆发了另一起震惊社会的暴力事件。
日裔资深媒体人、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矢板明夫，7月6日在台中演讲结束后，于酒店大厅遭一名持香港护照入境的中国籍男子廖港发尾随挥拳攻击，导致嘴唇撕裂、牙周韧带及齿槽骨发炎、牙齿出现裂痕。
廖港发犯案后迅速变装逃逸，并在接获幕后主谋“尽速离境”的指示后，企图搭机经韩国釜山潜逃，最终在登机前15分钟被台湾警方于机场拦截逮捕。
这起案件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嫌犯的背景。政治评论员吴昆玉透过前香港警务处情报科人员的查证，确认廖港发与香港三合会组织“14K”有密切关联。评论指出，这个原本带有反共色彩的香港黑帮，在中共数十年来的利益输送与政治招安之下，早已沦为替北京政权执行跨境暴力、恐吓异议人士的“政治雇佣兵”。
台湾陆委会第一时间即将此案定调为《民族团结法》生效后，台湾首起被认定的跨境镇压案件。中共国台办的反应，则与过去一贯的模式如出一辙：发言人陈斌华称嫌犯是“出于义愤”的偶发治安事件，并反过来要求台湾“保障”这名施暴港籍男子的人身财产安全。陆委会直批，这不仅未谴责暴力，反而将暴力行为美化成“义愤”，是对台湾司法主权的公然践踏。
值得注意的是，这起案件也暴露出台湾现行法律的漏洞。检警若要以《反渗透法》第六条加重刑责条文起诉，却发现该条文并未将刑法“伤害罪”纳入规范范畴；若最终只能依普通伤害罪起诉，法定最高刑期仅五年，实务判决往往更轻。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坦言，现行法律不足以吓阻，如何在《反渗透法》与《国安法》之间，找到既能重惩加害者、又不至于“上纲上线”的平衡点，是“迫在眉睫”的修法课题。已有多位立委、学者及评论人士呼吁，应尽快制定专门的《反跨境镇压法》，并将境外势力指使的暴力犯罪，推定为国安案件，由嫌犯自行举证证明清白，而非由检方承担沉重的举证责任。
一个是自焚而死的藏人，一个是遭黑帮殴打的媒体人，两起事件相隔仅仅四天，发生在地球的两端，却共享着同一个时间坐标——中共这部恶法生效的第一周。这绝非偶然的巧合，而是中共跨国镇压机器全面启动后，留下的第一批血迹。
法轮功退党义工连环遇袭：跨国镇压延伸至社会最底层
如果说矢板明夫与洛嘎让赞的案例，还处于“知名人士”与“政治抗议”的层次，那么过去这三个多月来接连发生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退党义工身上的一连串暴力事件，则揭示了中共跨国镇压的触角，早已延伸到了社会最基层、最平凡的义工身上。
从2026年2月23日到6月2日，短短三个多月内，美国、英国、韩国三个民主法治国家，相继发生了五起针对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义工的暴力袭击：
第一起，2月23日，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外，法轮功学员兼退党义工张春平，在向游客讲解真相时，遭一名旅游巴士司机突然推倒殴打。
第二起，2月27日，美国纽约法拉盛缅街，全球退党中心楼下的真相点及退党服务点，义工Lydia Dong遭一名不明身份男子从背后突袭，头部遭重击，眼镜当场被打落，送医治疗。
第三起，3月25日，同样在纽约法拉盛，73岁的退党义工吕安敏，在结束一天讲真相、劝三退的活动后步行回家途中，遭一名年轻男子毫无征兆地推倒在地，随即被压制，连续遭拳头击打头部，白色布包与手机被抢走。若非恰巧有救护车经过，后果恐怕更加严重。
第四起，发生在洛杉矶工业市，一名70岁的张姓退党义工，遭人以粗树枝猛砸后脑，行凶者当场被路过民众合力制服并移交警方。
第五起，6月2日，韩国济州岛新罗免税店前，三名操普通话的中国籍男子，对正在展示真相展板的法轮功学员发动暴力袭击，造成一名70多岁的韩国籍法轮功学员与一名64岁的台湾籍女性法轮功学员受伤。受害人吴先生描述，对方将他的手腕与脚踝反方向用力扳扭，动作“很熟练，感觉像受过专门训练”，而施暴者行凶时甚至扬言要联络中共领事馆、召集更多人到场。
这五起暴力事件，横跨北美、欧洲、亚洲三大洲，受害者却高度一致，全部都是同一个组织——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年长义工与法轮功学员；作案手法也高度一致，均为无预警、无争执的突然袭击，攻击集中在头部与关节这类容易致命或致残的部位；发生地点则集中在海外华人小区与公共展示点。
而在这一系列肢体暴力发生之前，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总部更曾连续收到多封炸弹恐吓信，内容涉及具体的攻击方式与地点，并透过技术手段刻意隐藏来源。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在声明中严正指出，法轮功学员与退党义工长期以和平方式向民众传递真相、劝人向善，任何针对其信仰身分与公益行为的暴力攻击，皆具有明确的仇恨犯罪特征，并呼吁各国执法机构将此案依仇恨犯罪、乃至跨国干预的方向严肃侦办。
当一个行为在时间与空间上不断重复，它的意义就不再只是“偶然”。这是一种正在系统性扩散的“中共延伸海外的暴力迫害模式”——它不需要正式的警察编制，不需要公开的国家授权，只需要一批被收买、被恐吓、或被政治招安的当地代理人，就能在异国他乡，对着手无寸铁的老年义工，挥出致命的一拳。
美国的定性：从缉获62名间谍，到宣告中共是“犯罪组织”
面对这一整套系统性的跨国镇压网络，美国，再一次走在了全世界的最前面。
FBI局长卡什·帕特尔近期高调公布反情报战绩：全美境内一共缉获113名各国间谍，其中62人被明确认定来自中国，比例超过55%。也就是说，平均每两名落网的外国间谍里，就有超过一个是中共的人。帕特尔用词极为强硬，称这一系列行动“彻底粉碎了北京当局的秘密行动”。
而在立法层面，美国国会于2026年6月16日，参议院以“一致同意”的方式，通过了由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斯科特提案的第444号决议案（S.Res.444）。这份决议案直接将中共定性为“对全球稳定与和平构成严重威胁的犯罪组织”——这在美国官方文件中，是一次质的跃升。过去美国提到中共，用词多是“中国政府”、“战略竞争对手”，但这一次，直接使用了“犯罪组织”这个词，意味着中共的问题不再是政策层面的分歧，而是这个组织本身，具有持续实施重大犯罪行为的本质特征。
斯科特参议员在投票前的演讲中，列举了中共的多项罪状，包括隐瞒新冠疫情真相、放任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出口、操纵汇率、对新疆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跨国镇压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甚至提及中共对政治异见人士（包括法轮功学员）进行活摘器官的指控，以及对台湾、菲律宾等美国盟友的军事胁迫。
这份决议案虽然不具强制执行力，却明确鼓励美国政府运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等一切适用的制裁工具，对参与迫害的中共官员实施精准打击，包括冻结资产、拒发签证。
更重要的是，这次“一致同意”的表决方式，代表着在对付中共这件事情上，美国两党已经形成了跨越党派界线的政治共识——这种对华强硬的政策取向，不会再因为谁入主白宫而出现根本性逆转，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制度性的惯性。
从卢建旺案的定罪，到S.Res.444的通过，美国正在用司法判决与国会决议两条腿走路，一步步将中共从“一个治理模式有争议的政府”，重新定义为“一个必须被追究刑事与道德责任的犯罪组织”。这个定性的转变，具有极其深远的象征意义：它意味着，未来各国执法机构在处理涉及中共的跨境案件时，将拥有更充分的法理依据，把它当作对付有组织犯罪集团一样，去侦办、去起诉、去定罪。
各国觉醒的连锁效应：美国起了头，谁会跟进？
在对待中共问题上，西方主流社会长期以来有一个固定的行动模式——美国先出手定调、立法、制裁，走在最前面，其他西方国家再陆续跟进。
意大利已经退出“一带一路”，并在2026年3月驱逐了8名涉嫌协助中共跨境镇压的中国公民；法国国内安全总局于同年6月瓦解了藏身巴黎与吉伦特省的九个秘密警察站；英国透过外交施压，促使境内所有海外警察站点永久关闭，并积极推动《国家安全法》修订，将外国势力的胁迫行为明确入罪。这些行动，都发生在美国率先对卢建旺案定罪、率先通过S.Res.444之后。
可以合理预期，随着《民族团结法》生效后接连引爆的西藏自焚案、矢板明夫遇袭案，以及一连串针对退党义工的暴力事件持续累积，美国这套“定罪加定性”的组合拳，很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被欧洲议会与其他国家的国会相继引用、效仿，形成一种国际社会对中共“重新定义”的连锁效应。
当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把中共的海外行为，放进“有组织犯罪”而非“外交争议”的框架里去审视，中共过去赖以生存的“主权豁免”、“内政不容干涉”的话术，也将越来越站不住脚。
但也必须诚实地指出，这条路并不平坦。加拿大皇家骑警对蒙特娄两家华人小区中心长达两年多的调查，最终在2025年9月因查无实证黯然撤案，机构反而对警方及地方官员提起了高达490万加币的诽谤诉讼。
这个案例警示我们，情报怀疑与司法定罪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而执法过当所付出的代价，往往是伤害了那些真正在异国他乡安分守己生活的普通华人。这正是为什么，区分“谁是中共的代理人”与“谁是无辜的华人”，变得空前重要。
华人如何自保——公开退党是保护自己的唯一防线
回顾这一连串事件，我们看到的是一条清晰的逻辑链：中共先是通过一部披着“民族团结”外衣、实则赋予自己域外管辖权的恶法；接着，透过过去十年在全球布下的海外警察站网络，以及被政治招安的黑帮、代理人，将这部恶法从纸面文字，变成海外街头的真实暴力；而美国的司法定罪与国会定性，则第一次从国际法理层面，把中共这种行径，定性为有组织犯罪，而非单纯的外交摩擦。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承受最大池鱼之殃的，恰恰是海外华人社群本身。
中共这一连串跨境镇压行动，表面上针对的是异议人士、藏人、法轮功学员，但每一次事件曝光，全世界的目光最终都会落在“中国人”、“华人”这个身分标签之上。当各国政府与情报机构加强对中共渗透的警惕与调查时，最容易被无差别怀疑、被贴上标签、甚至被误伤的，往往就是那些与中共毫无瓜葛、只是恰好拥有相同血缘与文化背景的普通海外华人。
加拿大蒙特利尔两家社区服务中心因情报怀疑而遭撤销资助、员工被迫解雇的教训，就是最鲜明的例子。
正因如此，海外华人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件事：公开地、明确地、以行动证明自己，与中共这个已经被美国国会定性为“犯罪组织”的政治实体，做出切割。
这不是一句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一件每一位曾经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组织的华人，都可以立刻采取的具体行动——向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办理实名或化名的“三退”声明，正式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并领取相应的退党证书。
这件事的意义，远远超过象征层面。
第一，它是一种公开的道德声明——向所在国社会、向国际社会表明，自己选择的是良知，而不是与一个被定性为犯罪组织的政治实体绑定在一起。
第二，它是一种现实的自我保护——当各国政府与情报机构未来对中共代理人、线人展开调查时，一份公开的退党声明与退党证书，将成为海外华人证明自身立场、与中共组织划清界限的具体凭证，能够在关键时刻，让自己在所在国的法律与社会信任体系中，获得应有的保护，而不至于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卷入对中共代理网络的无差别怀疑之中。
截至目前，全球退出中共党、团、队的累计人数已经超过4亿6400万，这是一场延续了21年、由《九评共产党》引发的和平退党运动。
这场运动之所以能够持续壮大，正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与海外华人意识到，中共这个组织，正在把自己的党员与追随者，作为与整个政权捆绑在一起的人质——一旦这个政权因其累累罪行遭到清算，每一个仍然戴着这个政治身分枷锁的人，都可能被迫共同承担后果。
洛嘎让赞选择了用生命抗议；矢板明夫选择了在遇袭之后继续为台湾发声；一位又一位年迈的退党义工，选择了在遭受暴力攻击之后，依然坚守在讲真相的第一线。
而对于绝大多数普通的海外华人来说，我们或许无法选择成为抗争的最前线，但我们可以选择——公开退出中共，办理一份属于自己的退党证书，用最简单、最和平、也最坚定的方式，把自己的命运，从这个已经被美国国会定性为犯罪组织的政治实体手中，重新夺回来。
这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整个海外华人社群清白的，唯一且最务实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