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有人长期在街头免费向路人递传单，或十几年如一日地做义工帮助陌生人，许多从中国大陆来的朋友，心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几乎如出一辙——“他图什么？”“背后一定有人给钱。”“哪有这么好的事。”
这种反应，是您的错吗？
不是。这正是本文想说的：这种第一反应，不是您天生就有的，它是被几十年的党文化一点一点种进去的。
问问在西方长大的人，他们看到同样的场景，反应却截然不同——“哦，义工啊，很正常。”没有怀疑，没有戒备，没有第二个念头。
同样的一个人，做了同样的一件事，两种人看到的却是两个世界。这个差距，不是智商的差距，不是教育程度的差距，而是文化环境被系统性改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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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人原本相信善良
中国人不是天生就不相信善良的。
几千年前，孟子就说过“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被收进《三字经》，成为中国孩子启蒙时读到的第一句话。儒家讲仁义礼智信，佛家讲善恶有报，道家讲积德行善。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评价一个人的标准，从来看的都是这个人的出发点——他是否真的为他人着想，是否活出了做人的道义。
“人之初，性本善”，说的就是：善良是人与生俱来的东西，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回报。
那么，这种相信善良的能力，是什么时候被磨掉的？
二、党文化把一切解释成利益
《解体党文化》一书对党文化的本质有一段精辟描述：党文化的核心，是“斗争哲学”——你死我活，弱肉强食，人与人之间只有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不存在真正无私的善意。
中共执政后，不仅改变了社会制度，也改变了大陆人理解世界的方式。在长期的政治运动和宣传教育中，人们逐渐接受了一种新的思维基点：这事儿对我有什么好处？
在这种逻辑下，道德被不断边缘化，信仰被不断否定，传统文化被批判为“封建糟粕”，而利益和权力则被不断强化。
久而久之，我们开始习惯于用利益解释一切：看到慈善活动，会怀疑是在炒作；看到公益组织，会怀疑是在圈钱；看到宗教信仰，会怀疑是在骗财；看到有人见义勇为，会怀疑是在作秀；看到有人坚持原则，会怀疑背后一定隐藏着更大的利益。
这种思维看似精明，实际上却把复杂的人性压缩成了单一的利益计算。
￭被奉为“人生智慧”的谎言
于是，有几句话广泛流传，成了许多人信奉的“处世哲学”：“天下乌鸦一般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但您知道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出自佛教典籍，原意是“人若不修为自己的德行，则天理不容”——其中的“己”，指的是“自身的道德修为”，而不是“私利”。这句话被中共断章取义、改头换面，成了合理化自私自利的工具。
这就是党文化最狡猾的地方：它用改造过的伪传统，冒充中华文化的外衣，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一套全新的邪恶价值观。
￭党文化的信息封锁与道德沉沦
中共通过对网络、卫星电视、出版物的封锁，控制什么样的东西让中国人看到，什么样的要屏蔽在外……各种污秽肮脏的文化开始沉淀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内。
这造成了党国的文化环境如同一个很久没有清理的粪坑，进的都是秽污……使人更难以摆脱。
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如果一个人在粪坑边待一天，他会觉得恶臭难闻。如果待一个月，他会逐渐适应。如果待上十几年——他甚至会对原本新鲜的空气感到不适。
这就是今天许多大陆人的真实处境。长期生活在党文化环境中，人们已形成一种条件反射：看到奉献先否定，看到信仰先嘲讽，出于自保，学会了用最坏的动机去防范别人。久而久之，深信周围根本没有纯出于好心的人和事——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善意是否也有问题。
这种习惯，摧毁的是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以及人对良善的最后一点向往。最终，人就会变得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不尊重、什么都无所谓。
三、历史告诉我们：善良从未消失
但历史告诉我们，人性本来不是这样的。让我们回到一千年前，看看中国古人是怎么做的。
￭范仲淹的“义田”：善良是可以制度化的
北宋名臣范仲淹，出身贫寒，少年时父亲早逝，母亲改嫁，生活十分艰苦。后来凭借苦读入仕，官至参知政事，地位显赫，也有能力为子孙置办丰厚家产。
按照党文化的逻辑，他此时最“理性”的选择，是让自己的家族从此过上富足安稳的生活。但范仲淹看到的，是范氏宗族中有人贫病无依、孤苦无靠。偶尔给钱接济，困难一时可以缓解，几年后却仍然可能重新陷入困境。
于是，他在苏州附近购置良田约千亩，专门划出来作为“义田”——不分给个人，也不作为子孙私产，而是由族中按规则管理，每年收入用来救济族中贫困无依的人。
老人失去依靠、孤儿寡母生活艰难、遇到婚嫁丧葬疾病求学之大事，都可以从义田中获得帮助。
更难得的是，范仲淹去世之后，义田并没有随之消失。范氏后人继续按照他的遗愿经营管理，这项制度延续了数百年。后来许多地方士绅效仿建立义田、义庄，用自己的财富帮助宗族和乡里中的贫困者。
一千年后的今天，人们提起范仲淹，没有人问“他图什么”。人们记得的，是他留下的那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一生的选择，就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
￭文天祥的抉择：明知代价也要做
南宋末年，元军南下。文天祥原本是读书人，中过状元，做过官，并非武将。但国家危急时，他变卖家产，招募义军，起兵勤王。
后来兵败被俘，元朝没有立刻杀他，而是多次劝降。对文天祥来说，投降其实很“划算”——他有名望、有才学，如果归顺，很可能继续做高官，保住性命，也保住家族前途。这不是死亡威胁，而是一种更深的诱惑：只要点头，就可以活下去，而且可以活得很好。
但文天祥没有答应。他被押送北方途中，写下《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他很清楚自己会死，也知道不投降的后果。但他压根儿就没打算为个人利益而活。在狱中，他又写下《正气歌》，以历史上十二位仁人志士为例，说明正气在天地间永恒存在，不因暴政而消亡。
这就是传统文化中，人对道义、人格和良知的坚持：一个人活在世上，不只是为了保全自己。有些事情明知会付出代价，仍然得做；有些原则明知不会取悦于人，仍然不能丢。
￭黎智英的坚守：良心高于自由与富贵
这样的人，不只存在于古代。《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出生于广东，十二岁时因饥荒和贫困，只身从大陆偷渡到香港，在制衣厂当童工，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后来凭借勤奋，在香港的自由环境里创立了著名服装品牌佐丹奴，成为成功企业家。
2019年香港政治环境急剧变化，北京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大批民主派人士遭到逮捕。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许多人选择离开香港。但黎智英没有离开。当时的他拥有英国国籍，也有足够的财富和条件移居海外。
他的选择，让人想起文天祥——投降，可以活得很好；不投降，代价清晰可见。但他公开表示，香港给了他一生最重要的东西，在香港最困难的时候离开，是对良心的背弃。
2020年，黎智英被依据《港区国安法》逮捕，《苹果日报》被迫停刊，多名高层遭拘捕。他至今仍被关押，面临多项审判。
用党文化的逻辑，他的选择根本无法理解。但用传统文化的逻辑——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四、墙的另一头：西方社会的善良日常
也许有人会说：政治人物的选择，离普通人太远。那我们就说说普通人。
20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之后，大量民众自发参与救援——有人帮助寻找失踪者，有人为救援人员运送食品饮水，有人无偿提供医疗和心理辅导，许多人连续工作数周，没有工资，也没有奖励。
2011年日本大地震之后，大批志工从全国各地赶往灾区。许多人利用自己的年假前往现场，自费承担交通和住宿费用，工作结束后默默离开，甚至没有接受采访。
加拿大青年特里·福克斯，在失去一条腿之后，仍然坚持为癌症研究募集资金，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帮助别人之中。
这些事情，党文化的逻辑是无法解释的。但它们每天都在发生，在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问题不是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善良，问题是：我们的眼睛，还有没有看见善良的能力？
五、找回相信善良的能力
今天，有一股浪潮正在悄然壮大。
根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统计，截至2026年6月27日，已有4亿6324万4843人在退党网站上发表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工人、农民、教师、医生，有警察、官员，也有军人。
辽宁省一名警察，以化名声明说：“有缘了解到真相，想借此机会退出曾经加入的中共党、团、队组织，曾经入党时的誓言，作废。”
上海高校工作人员Alex在声明中说：“中共所宣扬的理念与其实际运作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它充满暴力和谎言，靠血腥的杀戮，以马列主义为外衣，实行高度集权的统治，严重限制了个人自由和人权。这与我内心一直认同的民主、法治、自由和人权价值观产生了根本冲突。绝对不能和中共同流合污。让我和我的家庭，走向一个更真实、更自由、更干净的未来，和邪恶的中共划清界限。”
旅居加拿大温哥华的雷如意说：“来到国外了解到真相，认清了中共恶魔，退出邪恶的党、团、队，保平安！”
一名前央视记者，在纽约法拉盛街头听了三退义工讲述真相后，当场决定三退。他说，他在央视工作时，见过太多不能播出的真相——他知道那道墙后面藏着什么。
这些人的三退，不是政治表态，而是道德选择——是一个人在认清中共本质之后，选择做回一个有良知的人。
结语：重新相信善良 摆脱党文化
从范仲淹到文天祥，从黎智英到纽约街头的三退义工，从日本地震灾区的无名志工到加拿大的特里·福克斯——人类历史一直在重复同一个事实：善良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从来不是少数。
世界不是完美的，也不是所有人都是好人。但一个正常的社会，不会因为存在坏人就否定善良；不会因为有人作恶，就贬低纯真、否定好人的存在。
当我们一次次以“哪有那么好的人”自我防范时，我们否定的，是自己心底仅存的良善——那个在党文化渗透之前，原本属于我们、最真实的那一部分。
“中共谎言暴力，道德败坏，毁人无数……我自愿退出团队，远离邪恶，守住人性和良知。”——三退声明人梅有顺说：“重新接受善良，重新相信天理，重新做一个清白的中国人——这，也许正是摆脱党文化影响最重要的第一步。
如果您也认同，退党网站的大门，随时为您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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