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7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希腊雅典普尼克斯遗址发表26分钟演讲，以古希腊历史和Thumos为核心，批评西方“向下建造”、主权流失和文明自我否定，主张美国与西方重建供应链、工业与国防，应对共产极权扩张，并点出中共在经济、地缘和国际秩序上的挑战。 2026年10月7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站在希腊雅典的普尼克斯遗址前，发表了一场26分钟的演讲。普尼克斯是一座露天的山丘，两千五百年前，雅典公民就在这里集会，辩论战争、财政与法律，用投票决定城邦的命运。人类关于人权、法治与共和的最早实践，就是从这块岩石上开始的。 这不是一篇寻常的外交讲话。它没有谈关税，没有谈军售，谈的是荣誉、尊严、主权和勇气，谈的是一个文明为什么兴起，又为什么会倒下。卢比奥的重要演讲——这是一份文明争夺战的宣言：在共产极权扩张到全球每一个角落的今天，西方第一次有人站在自己文明的源头，公开追问，我们究竟还信什么，还愿意为什么而战。 这个追问指向的，是当今世界最根本的一场较量。它不是东方与西方之争，也不只是中美之争，而是传统与极权之争，是人的尊严与消灭人类的力量之争。 山丘上的宣言 卢比奥开场讲的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公元前480年。波斯王薛西斯的大军攻入雅典，焚毁圣所，把卫城夷为平地。少数雅典人不肯撤离，守在卫城的岩石上，把巨石砸向入侵者，挡住了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帝国好几天。随后他又讲到温泉关之战，三百名斯巴达勇士被波斯大军包围，战到最后一人。 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一世率领300名斯巴达精锐战士据险死守温泉关，血战至全员阵亡。图为《列奥尼达在温泉关》，雅各布布布·路易·戴维作，1814年。（公有领域) 这是西方最古老的叙事：自由的城邦对抗专制的帝国。在这样一个地点讲这样一个故事，含义不言自明。 他说，川普政府要夺回的，是关于政治和治国术的古典理解，不只为美国夺回，也为整个西方文明夺回。他说现在是十字路口，未来十年的决定，将书写下一个世纪的故事。 西方是保持在世界前列，还是甘于萎缩，走向衰落和奴役，没有第三条路。他的原话是：要么现在选择行动，要么彻底失去行动的选择。 “向下建造”：寄生在西方体内的幽灵 演讲最尖锐的部分，是对西方自身的诊断。卢比奥用了一个词，叫“向下建造”。他说，今天许多意识形态的理想，是一个绝对安全的世界，没有风险，没有失败，没有胜利的荣耀，也没有失败的羞耻。 制定标准，是为了确保没有人会输，操心最差者的舒适，多过最好者的潜能，把最杰出的东西，绑架给平均和平庸。而建造帕特农神庙的人是向上建造的，他们认定人生最高贵的追求，就是追求卓越。 他接着列举了一连串病症。西方人开始为自己的卓越感到羞耻，繁荣变成了内疚的来源，“民族主义”成了脏词。人们拆掉自己的纪念碑，谴责自己的历史，教孩子为将要继承的国家感到羞耻。结果是边界开放了，产业外包了，军队萎缩了，主权被一点一点交给远远超出本国人民控制的全球官僚机构。 这些病症从哪里来？2018年出版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给出过一个系统的回答。该书认为，苏联解体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的终结，它只是换了面孔。在东方，它以暴力夺取政权，在西方，它以渐进和渗透的方式，潜入教育、媒体、文化、法律与经济，把“绝对平等”包装成“进步”，把否定传统包装成“解放”。它的目标始终未变：切断人与自身文明、与道德、与神的联系。 把所有人拉平，把卓越视为原罪，把历史视为耻辱，这正是共产主义的核心逻辑。它在莫斯科和北京表现为斗地主、分田地，在西方的校园和议会里，则表现为卢比奥所说的“向下建造”。形式不同，根是一条。 Thumos：一个文明失落的血性 整篇演讲里分量最重的，是一个古希腊词：Thumos。 卢比奥把它解释为激情、力量、勇气与自豪之火，称之为伟大文明的心脏。没有它，一个国家就会失去战斗的意志，奋斗的意志，生存的意志。这个词在荷马史诗中反复出现，英雄在绝境之中，会对着自己骄傲的Thumos说话。它最初形容的，是人体内血液的涌动和胸中激昂的情绪。 中文里最贴近的词，是“血性”。 他举了三个例子。苏格拉底宁死不放弃对真理的追问。三百名斯巴达勇士在温泉关战至最后一人。阿喀琉斯本可以回家度过漫长平安的一生，却选择留在特洛伊。荣耀，是为比自己更大的事物奋斗和牺牲换来的。 欧洲眼下就有一个现成的对照。法国的风波从9月中旬开始，最初是巴黎郊区的高中生封锁学校，抗议教师短缺、校舍破旧和教育资源不平等，随后迅速蔓延全国。到10月6日，全国参加示威的人数超过26万，巴黎一地就有5万多人，纵火、袭警和破坏公共设施接连发生，累计6500多人被捕，多数是未成年人。 学校的问题是真实的，但它解释不了一场学潮为什么会演变成全国性的暴力冲突。运动最先爆发的地方，是贫困和移民人口集中的郊区，那里长期存在社会隔离和融合困难，一部分年轻人生在法国，却没有形成对法国历史、文化和国家身份的认同。 极左力量的介入和社交媒体的放大，又把一场教育抗议推成了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川普总统为此发文称，这是失控的大规模移民造成的后果。 法国并不缺少激情。学生、移民群体、左派和右派，都在为各自的要求激烈抗争。它缺少的，是站在整个国家立场上的那一份意志。 Thumos不是某个群体的愤怒，更不是街头暴力，而是国民对共同历史、共同文化的认同，以及保卫它的勇气。当群体的激情越来越强，共同的国家意志越来越弱，一个社会就只剩下冲突而没有方向，有抗争，却不知道大家共同保卫的究竟是什么。 从雅典到费城：谁继承了“共和精神”？ 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灭亡之后，一千多年里，欧洲几乎每一个强权都自称是罗马的继承人。公元800年，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在罗马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 962年，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再次加冕为“罗马皇帝”，正式开启了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这顶皇冠从15世纪起基本落在哈布斯堡家族手中，一直戴到1806年。 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1472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迎娶东罗马末代皇帝的侄女索菲娅，把拜占庭的双头鹰拿来做国徽，16世纪初，俄罗斯修士提出了“莫斯科是第三罗马”之说。 德语的“凯萨”和俄语的“沙皇”，都来自同一个罗马名字。 欧洲近代文明的崛起，本身就是一次向源头的回归。“文艺复兴”四个字，复兴的正是希腊和罗马。14、15世纪的意大利人重新去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重新去看古代的雕塑与建筑，欧洲才从中世纪走出来，此后的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都是从这里接下去的。 希腊人留给后世的，不只是公民大会，还有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相信世界存在可以被理性认识的秩序，人可以通过观察、辩论和逻辑去接近真理。 苏格拉底追问什么是正义，柏拉图讨论理想的国家，亚里士多德研究政治与自然，现代的哲学、逻辑学、几何学和历史学，源头都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