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由它定义 命运可自己选择

2026年8月28日，中共人大常委会通过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由党魁习近平签署，10月1日起正式施行。距离2010年旧法出台，整整16年。条文从14章72条增加到14章82条，看上去只多了10条，改动的却是一个根本问题：什么时候算“战时”，谁说了算，进入战时之后，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身体、职业、房屋、工厂、存款，还有多少属于他自己。

外界最关心的“中共会不会打台湾”，恐怕不是这部法律最要害的地方。最要害的是，战争的定义权被完全收到了中共党中央手里，没有新闻自由可以查证，没有独立法院可以裁决，没有议会可以否决。中共说是战时，就是战时；中共说你的东西是战争资源，它就是战争资源。

把这部法律放回中共自己的历史，放回世界历史和中国古人对战争的认识之中。这样看，它就不只是一部法律，而是一个政权本性的又一次自我说明。

新法改了什么：五处变化一个方向

《国防动员法》管的不只是军队，而是一旦发生战争或重大安全危机，整个中国社会如何迅速转入战时状态：哪些工厂为军队生产，哪些车辆、船舶、仓库可以调用，哪些人必须参加后勤保障，金融、交通、网络和新闻媒体怎样管制。与旧法相比，新法有五处关键变化。

第一，启动范围扩大。旧法针对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受到威胁，新法则加上“发展利益”。适用范围不再限于传统军事和领土安全，经济、科技、资源、海外利益都可能被纳入。哪些情况算发展利益受威胁？法律没有清楚界限，解释权在当局。

第二，指挥权上收。旧法写的是国务院、中央军委“共同领导”，新法改为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工作，地方则由同级党委领导。

第三，平时摸清家底。新法要求建立责任制、检查评估制度和数据保障制度，可调用的人员、车辆、船舶、仓库，哪些工厂能转产军品，都要提前登记，不断更新。

第四，高科技与供应链入列。企业拥有的数据、软件和技术被写进战争生产与保障体系，新兴领域的动员力量要专门发展。

第五，调动社会资源手段更硬。在“征用”之外增加了“征收”；拒绝提供数据或拒绝执行动员任务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可以被强制履行，单位还可能被罚款。

五处变化指向同一个方向：把一个原则性的框架，变成一套准备更早、范围更广、执行更硬、由党中央一手控制的全国动员体系。平时先把人、物资、企业和技术全部摸清楚，一旦需要，就可以更快转入战时运行。

“发展利益”：和平与战争之间的界线被抹掉了

“发展利益”是新法中最危险的四个字。过去的逻辑是国家遭到军事威胁，所以动员经济支持战争；现在倒了过来，只要中共认定中国的发展受到严重威胁，一场经济、科技或资源争端，就可能被上升为国防问题。

各国都有战时动员的法律，美国有《国防生产法》，日本有应对武力攻击事态的法律，但它们针对的是战争、武装攻击或明确的国家紧急状态。但是，中共这次把边界不清的“发展利益受到威胁”，直接列为动员理由。

这四个字也不是今年才出现。2020年修订的《国防法》已把维护发展利益列为国防活动的目标，并规定解放军要维护海外利益。《国防法》解决的是军队为什么可以行动，《国防动员法》解决的是行动之前怎样把全国的人力、工业、交通、通信和物资组织起来。两部法律合在一起，一条从“海外利益受到威胁”到“全国战争动员”的法律链条已经接通。

这个口袋里可以装什么？芯片和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石油、天然气和重要矿产，国际结算和海外资产，中资港口、矿山、油田。比如2026年巴拿马政府接管码头，长江和记实业提出国际仲裁，这本是一场投资纠纷；但如果北京把这些码头定义为全球航运布局中的战略资产，商业纠纷就可以被包装成对中国“发展利益”的攻击。

美国国防部2024年的中国军力报告早已警告，这是在扩大解放军动员的法律依据。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所的评语更直接：习近平正在把一切都安全化。

1840年，英国议会辩论是否对华出兵，理由正是英国的贸易利益受到清政府损害。“不需要你先打我，只要你妨碍了我的发展，我就可以动武”，这是典型的帝国主义逻辑。中共的教科书用了七十多年控诉鸦片战争，把“百年国耻”当作自己执政合法性的基石；如今它亲手把当年炮舰的理由写进了自己的法律，只是换了一套现代法律的包装。一个政权口头上反对什么，并不说明它是什么；它给自己预留了什么权力，才说明它是什么。

从“征用”到“征收”：共产党从未承认过你的财产

“征用”与“征收”只差一个字。“征用”是临时拿去用，战时调走一批卡车、占用一座仓库，用完原则上要还。“征收”则是所有权转移，拿走就不再归还。过去是“借你的东西打仗”，现在是“可以把你的东西直接变成战争资产”。

新法所说的民用资源，包括组织和个人所有或使用的设施、设备、交通工具、场所和“其他资源”。生产线、服务器、物流系统、数据和技术算不算，法律没有说。补偿写的是“公平、合理”，但谁来估价、何时支付、停产造成的订单和客户损失怎么算，法律同样没有交代。

更关键的是，新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动员令导致诉讼、行政复议、仲裁和国家赔偿无法正常进行时，程序可以中止。也就是说，政府先把东西拿走，企业连告状的门都可能被关上。对台商而言，这意味着一个极其荒谬的前景：自己投资的工厂被征收，用来支持攻打自己的家乡。

熟悉中共历史的人，对此不会陌生。1950年开始的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数以百万计的人在斗争中丧命；农民手里的地契还没捂热，1953年起的合作化、1958年的“人民公社”，又把土地全部收归“集体”。1956年的“公私合营”，资本家敲锣打鼓交出工厂，换来的定息到1966年停发。1958年大炼钢铁，农家的铁锅、门环被收去砸碎，炼出一堆废铁。先给后收，先哄后夺，是这个党七十多年不变的手法。

道理并不复杂。《共产党宣言》把共产党人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共允许中国人发财，从来不是因为它承认私有财产神圣，而是因为它需要有人替它把钱赚出来。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一个让百姓没有恒产的政权，百姓对它也不会有恒心，它只能靠恐惧来维持服从。新法的“征收”二字，不过是把那张一直没有撕掉的欠条，重新亮了出来。

人人入列，一人指挥

旧法之下，多数百姓的理解是：打仗是军队和政府的事，老百姓最多出钱出物。新法改变的是普通人在战争中的身份。18至60岁的男性、18至55岁的女性，都有承担国防勤务的义务，有特殊技术的专业人员不受年龄限制。

“预备役人员”扩大为“后备兵员”，通过预编部队、编入民兵和兵役登记，把更多人纳入可征召的范围。交通、邮政、电信、网络安全、医疗、粮食、能源、建筑和新闻媒体等单位，平时就要组建专业保障队伍并进行演练。司机负责军运，程序员参加网络攻防，医生进入战时救护，媒体服从战时信息管制。

新版国家安全法是高科技版的“全民皆兵”。1958年台海局势紧张，中共提出“大办民兵师”，几个月内全国民兵从4000多万增加到2亿2000万，占当时人口约三成五。同一年，正是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起点，“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口号响遍农村，随后三年，数千万人饿死。把整个社会编成军营的结果，中国人已经用生命验证过一次。

人人入列之后，听谁指挥？新法删去了国务院与中央军委“共同领导”的表述。全国总动员或局部动员，名义上仍由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并在动员令发布后组织实施，但最高决定权明确归于党中央，地方则归同级党委。

1927年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说“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938年他又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今天的战争需要的不只是枪，还有财政、工业、科技和人口，于是这一切都必须服从同一个中心。在现行政治结构下，这个中心就是身兼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的习近平一个人。

对外小打，对内收权：一套用过多次的剧本

要看懂这部法律，不能只看对外的部分。一旦进入战争状态，集体讨论、党内表决、政策征求意见这些平时还要走一走的程序，都可以暂停甚至消失，决策权合法地集中到一个人手上。战争给了最高领导人一个再正当不过的理由，去绕过所有制衡。

这不是推测，而是中共自己的历史。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把大饥荒归结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被迫作了检讨；同年10月20日，中印边境战争开打，此前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已重提“阶级斗争”。

1969年3月2日，中苏在珍宝岛交火，一个月后召开中共九大，林彪被写进党章成为接班人，全国进入“准备打仗”的状态，各城市“深挖洞”，大批干部被疏散出京。1979年2月17日，中越战争爆发，此时毛泽东已去世两年多，发动者是刚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取得主导地位的邓小平；借这一仗，他确立了对军队的实际掌控。三场战争，完成三次党内权力的重新洗牌。

世界历史上的先例同样清楚。1933年2月27日柏林国会大厦起火，第二天希特勒就促成紧急法令，中止了魏玛宪法保障的人身、言论、集会自由；3月23日《授权法》通过，立法权交给内阁。

整个过程，每一步都“合法”。法律先铺好路，危机一到，独裁就顺理成章。

习近平今天的处境，与此并不遥远。他曾对外表示要在十年内解决台湾问题，期限大致落在2027年前后，而这几年军队高层接连被清洗，原计划已经走样。他最大的政治风险不在台湾，不在美国，而在党内，在接班与连任的角力。

因此他未必需要与美日全面开战。宣布封锁台湾周边，宣布进入某种战争状态，或者拿下金门、马祖，每一项的国际代价都远小于全面战争，却足以启动整套动员机制。

到那时，谁提出异议，谁就是“动摇国本”、“里通外国”，连二十一大是否按期召开，都可以拿战时特殊情况作理由。这是临死前打的一针强心针：权力暂时稳住，整个国家的经济和外交处境却被推进更深的坑里。

兵者不祥之器：古人怎样看战争 魔鬼怎样用战争

中国古人谈兵，第一个字是“慎”。《道德经》第三十一章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孙子兵法》开篇就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又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因为“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孟子讲“春秋无义战”，又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在传统的观念里，战争是关乎万民生死的大事，君主不能为一己之私而启动，天在看，民心就是天意。

新版《国防动员法》把这个次序整个颠倒了。百姓的性命和财产排在最后，政权的需要排在最前，而何为“需要”，由政权自己解释。这不是一时的立法偏差，而是共产主义的本性使然。《共产党宣言》开篇自称“幽灵”，结尾宣告其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毛泽东年轻时就写下“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一个以斗争为乐、不信神、不敬天、不认善恶有报的组织，没有任何内在的东西可以约束它对人的使用。

共产主义是一个以“恨”为本质的邪灵，它的目的是毁灭人类，手段是让人背离传统、背离神。从这个角度看中共的历史，许多难以理解的事情就有了解释：为什么建政之后运动一个接一个，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从不停歇；为什么《九评共产党》统计的非正常死亡多达8000万人，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中共需要敌人，需要紧张，需要每一个人都处在可以被征召、被牺牲的位置上。和平、富足、人人安居乐业，对一个正常的政府是政绩，对它却是威胁，因为安居乐业的人会思考，会问这个党凭什么存在。

新法正是这种本性的制度化。它不需要真的开战，只需要让全社会永远停在战争的门坎上。门坎之内，财产是预备的军需，职业是预备的岗位，人是预备的兵员，言论是预备的管制对象。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靠恐惧维持的统治，到恐惧失效的那一天，就是它的终点。

谁来告诉你战争是真的：信息封锁下的“战时”

动员令一旦下达，新闻媒体要服从战时管制，网络和通信同样在管制之列。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当政权宣布“敌人来了”，一个普通中国人拿什么去查证？

1950年6月25日，北韩军队越过三八线南下。中共当时告诉国人的，却是南韩和美国首先发动进攻，这个说法在大陆沿用了几十年。同年10月志愿军入朝，“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传遍全国。

1951年6月，抗美援朝总会号召捐献飞机大炮，按官方数字，各界捐款折合战斗机3710架，许多农民和工人交出的是口粮钱。也在1950年10月，中共发出镇压反革命的“双十指示”，借着战争的声势在国内大开杀戒，据中共自己后来公布的数字，处决了70多万人。

前线的仗是真的，但为什么打、谁先打、死了多少人，百姓听到的只有一个版本。志愿军阵亡将士近20万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到死都不知道这场战争是怎样开始的。

离今天更近的一次演练，是三年疫情。2020年1月，武汉医生李文亮因为向同事提醒疫情而被警方训诫。同年2月，湖北十堰市张湾区宣布实施“战时管制”，随后各地纷纷宣称“进入战时状态”。2022年春天上海封城两个多月，居民被封在家中，就医、买菜、出门都要听候命令。没有任何法院受理异议，没有任何媒体可以追问。

那几年，中国人已经亲身体会过，“战时”两个字从官员口中说出来，日常生活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什么样子，而那时依据的还只是防疫的名义。

《国语》记载，周厉王用卫巫监视国人，敢议论者杀，百姓在路上相遇只敢用眼神示意。召公劝谏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厉王不听，三年后被国人驱逐。封住消息，为的从来不是保密，而是让人无从判断，只能跟着走。一部战时法律配上一个没有真话的环境，战争是否存在，已经不需要事实来证明。

中共定义战争 人民可以定义自己

对外小打，对内大收权，代价却要由全中国人承担；战争从来容易开始，却没有人能控制它如何结束。这句话值得每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人记住。新法之下，工厂主不知道哪一天生产线不再是自己的，程序员不知道哪一天要为一场自己反对的战争写代码，父母不知道哪一天孩子的名字出现在后备兵员的名册上。而这一切何时发生，不取决于外敌是否入侵，只取决于中南海里的权力斗争走到了哪一步。

面对这样一部法律，个人似乎无能为力。法律是它定的，法院是它开的，媒体是它管的。但有一件事，它管不了：你心里认不认它。当年入党、入团、入队，每个人都举过拳头，发誓把生命献给它。那个誓言，就是它今天敢把你算作“资源”的凭据。

自2004年《九评共产党》发表以来，已有超过4亿6700万中国人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用真名、化名、小名都可以。这不是政治表态，而是一个人在良心上的选择：我不属于它，它的罪恶与我无关，它走向终结的时候，我不为它陪葬。

古人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一个把战争当作续命工具、把亿万百姓当作消耗品的政权，天理不会容它长久。

战争由它定义，命运却可以由自己选择。远离中共，三退保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