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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枪响与一纸辞呈:西方为何总在中共的暗战中吃亏

大院一声枪响与硅谷一纸辞呈,一冷一热,指向同一个没有底线的政权。中共把国家机器、商业利益与人性弱点拧成一股绳,用恐惧清洗、用诱惑渗透。从金无怠三十年潜伏到今天芯片暗战,手法不同,逻辑唯一:人是工具,用完即毁。西方一再低估它改写规则的本事。西方为何总在暗战中吃亏?出路在哪?

2026年11月12日,英伟达创办人黄仁勋在情报风暴中辞职。示意图。(Imen Ben Youssef / Hans Lucas / AFP via Getty Images)
2026年11月12日,英伟达创办人黄仁勋在情报风暴中辞职。示意图。(Imen Ben Youssef / Hans Lucas / AFP via Getty Images)

英伟达(NVIDIA,又译辉达)创办人黄仁勋在情报风暴中辞职,33年基业,四天之内易主。十多年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中国苦心经营的线人网,也曾在两年之间被连根拔起。一冷一热,一明一暗,背后是同一个没有底线的政权。

西方不是不知道中共有敌意,而是一再低估了它把国家机器,商业利益和人性弱点拧成一股绳的本事。

两千多年前,孙子在〈用间篇〉里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在中国古人眼里,就连最隐秘的情报之事,也要以仁义为本。用人先要服人,服人靠的是德,而不是刀。自从共产党在中国夺取政权,这条古训就被彻底颠倒了:它用间不靠仁义,靠的是恐惧与诱惑;它震慑人不靠德行,靠的是枪口与把柄。

一、四天走完的33年

英伟达不是一家普通的公司。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工智能模型,都在它的芯片上训练和运行。谁掌握最先进的算力,谁就可能主宰下一个时代的经济,军事和话语权。正因如此,美国对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实施了严格管制,而英伟达恰恰站在这场竞争的最前线。

黄仁勋1993年参与创办英伟达,执掌它整整33年,把一家一度濒临倒闭的显示适配器小公司,带到了全球市值的顶端。一个多月前,他还在华盛顿接受国家科学奖章,被称为美国的“国宝”。 风暴来得极快。10月29日,《纽约时报》报导,美国情报机构认定,新加坡数据中心公司Megaspeed的中国籍女商人黄乐在替北京搜集情报,而她与黄仁勋往来密切。这家公司的马来西亚子公司在不到两年间,购入了价值至少48亿美元含英伟达技术的AI设备,是英伟达在东南亚的大客户之一。

11月8日,黄仁勋在致员工的信中承认对妻子不忠,董事会随即宣布展开独立调查,并在声明中写明,美国的国家安全与经济安全高于公司和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同时表示,没有理由认为国家安全或公司机密已经受损。

11月12日,英伟达宣布黄仁勋辞去总裁,执行长和董事职务,实时生效;财务长克雷斯出任临时执行长,董事会设立有史以来第一位董事长,并启动新任执行长的遴选。

三天后,财政部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在电视节目上要求董事会从公司外部物色新执行长,并限期十天交代,英伟达是否为了冲高营收,放任芯片经新加坡流向中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马斯特(Brian Mast)则表示,黄仁勋已同意赴国会作证。一家公司的人事风波,就这样变成了牵动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大事。

据报导,美国官员当初的评估是,黄仁勋并不知道对方在为中国搜集情报;Megaspeed否认一切不法,美国司法部也表示尚未就黄乐是否为间谍得出结论。如果情报评估属实,黄仁勋首先是这场暗战的目标,也是受害者。33年心血一朝付诸东流,对他本人,他的家庭和他一手创办的企业,都是沉重的代价。

值得追问的是:这样的事,为什么一再发生?

二、大院里的枪声

2017年5月,《纽约时报》披露了一段尘封多年的往事。从2010年底到2012年底,中情局在中国经营多年的线人网络在两年之间被连根拔起,被处决或被关押的线人约有18到20人。

其中一幕令人不寒而栗:一名线人在一个政府机关的大院里,当着同事们的面被枪决。没有公开审判。这一枪不只是打在一个人身上,更是打给所有在场的人看:谁敢跟中共不一条心,这就是下场。

消息传回华盛顿,美国情报界震动极大。联邦调查局与中情局联合成立项目组,日夜追查问题出在哪里。前中情局官员李振成进入调查视线,他在2018年1月被捕,2019年认罪,被判刑19年。但他承认的是共谋向中国传递美国国防信息,没有任何结论认定整张网都毁于他一人之手。

美国中情局前雇员李振成(Jerry Chun Shing Lee)涉嫌将美国在中国大陆的网民信息提供给中共当局,导致多位网民遇害或被监禁,被美国当局控罪。右一为李振成。(Anthony Wallace/AFP/Getty Images)
美国中情局前雇员李振成(Jerry Chun Shing Lee)涉嫌将美国在中国大陆的网民信息提供给中共当局,导致多位网民遇害或被监禁,被美国当局控罪。右一为李振成。(Anthony Wallace/AFP/Getty Images)

2018年,雅虎新闻的调查报导指出另一种可能:中情局与线人联络所用的一套网络秘密通讯系统存在缺陷,被对手识破特征后顺藤摸瓜。是内鬼,是漏洞,还是两者兼有?官方至今没有完整答案。但结果是确定的:此后多年,美国在中国的人力情报几近失明。直到2023年,中情局局长伯恩斯(William Burns)还在公开场合谈论要“重建”对华情报网络。

中共的触手还不止于此。2015年,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披露,黑客窃走了约2150万人的背景审查档案,其中包括大量联邦雇员的指纹、家庭关系和财务纪录,美方普遍认为是中国所为。一个政权一旦掌握了这样的数据库,就能比对出谁的履历里有空白,谁可能是派驻海外的情报人员,谁又有可以利用的弱点。

这只手也伸到了美国本土。2023年4月17日,美国司法部宣布逮捕两名在纽约曼哈顿唐人街经营中共“海外警察站”的男子:卢建旺与陈金平,指控他们在一栋普通办公楼里为中国公安部工作,协助监控和施压当地的异见人士。一个政权可以把警察站开到另一个国家最大城市的街头,它对自己国内的人会做到什么地步,可想而知。

那些在大院里倒下的人,每一个都有父母妻儿,都有自己的人生。无论当初出于何种考虑作出选择,他们的家人此后要背负的,是一生的恐惧与沉默。

三、比大院更早的暗桩:金无怠的三十年

如果说大院里的枪声让美国看到中共冷酷,那么更早的一个案子,则让美国看到中共的耐心。

1985年11月,联邦调查局逮捕了已经退休的中情局翻译金无怠。调查发现,他从1940年代末就开始为中共工作,此后在美国情报系统里潜伏了约30年,负责翻译和分析中文情报资料,把大量机密源源不断地交给北京,其中据报导包括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的内部文件。他靠出卖情报换来的钱,在美国置产投资,过着体面的中产生活。1986年2月,他被裁定罪名成立,在宣判前于狱中自杀。

左为2017年6月网络流传的北京香山果园内的金无怠墓碑,右为金无怠被捕时的照片。(网络图片)
左为2017年6月网络流传的北京香山果园内的金无怠墓碑,右为金无怠被捕时的照片。(网络图片)

一个人可以在对手的情报机构里安坐30年,靠的不是一次惊险的行动,而是日复一日的伪装。中共最擅长的,正是这种耐心:它可以等一代人,等到目标爬上最关键的位置,等到所有人都忘了提防。

把金无怠、大院里的枪声和今天的黄仁勋事件放在一起看,可以看出中共暗战的三种面孔:潜伏、清洗和诱惑。三种手法不同,背后的逻辑却只有一条:一切人都是可以利用的工具,用完了,或者用不上了,就可以毁掉。

诱惑的对象也不限于华人。2020年1月,哈佛大学化学与化学生物学系主任利伯被捕。调查显示,他参加了中共的“千人计划”,与武汉理工大学签约,每月可领取最高五万美元的薪酬,外加一百多万美元的实验室经费,却向美国政府隐瞒了这层关系。

2021年12月,他被陪审团裁定虚假陈述等罪名成立。一位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并不缺钱,也不缺名望,却依然被一份优厚的合约牵着走。

四、对自己人也一样冷酷:从特科到抢救运动

有人会说,情报战本来就是你死我活,各国都一样。但中共的血腥和冷酷,并不只是对外。它从诞生之初,对自己人就是如此。

1927年,中共在上海成立中央特科,专司情报、保卫与锄奸。1931年4月,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中共随即对他留在上海的家属和亲属展开报复,十余人被灭口。叛变的是顾顺章一人,付出性命的却是他全家族人。

从那时起,“宁可错杀,不可放过”就刻进了这个组织的骨子里。1943年,延安整风进入“抢救失足者运动”,在康生主持下,大批从国统区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被逼供成“特务”,有人被关进窑洞,有人在车轮战式的审讯中精神崩溃,有人自杀。这些年轻人当初怀着理想奔赴延安,等待他们的却是一场针对自己人的猎巫。

就连为中共立下汗马功劳的情报首脑,也逃不过这种冷酷。潘汉年长期主持中共在上海和香港的情报工作,抗战期间周旋于各方之间,为中共搜集了大量情报。1955年4月,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他在北京开会时突然被捕,被打成“内奸”,此后在监狱和劳改农场度过了二十多年,1977年死在湖南的劳改农场,直到1982年才被中共自己平反。一个为党效力了一辈子的人,最后死在党的监狱里。

建政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更是一场大规模的杀戮。1950年到1953年,大批国民党旧职员、地方士绅和宗教人士被当作“反革命”处决。毛泽东在1957年的一次讲话中亲口承认,这场运动“杀了70万”。

中共“镇反”运动现场。(网路图片)
中共“镇反”运动现场。(网路图片)

建政之后的历次运动,亲人之间相互揭发,同事之间相互告密。今天,各级党政机关里,“对党忠诚”仍是第一位的考核标准。大院里的那一声枪响并不是偶然,它是这个组织九十多年一贯的逻辑:对内用恐惧维系,对外用诱惑渗透。恐惧和诱惑看似相反,其实是同一件工具的两面。

五、西方为何一再看走眼

面对这样一个对手,西方并非一无所知。情报机构早有警觉,许多学者和记者也早已发出警告。但在更广的层面上,西方社会一再犯下同一种错误:用自己的规则,去揣度一个没有规则的政权。

这种错误,冷战时期就付出过惨重代价。1949年至1953年间,英美连手向阿尔巴尼亚空投和渗透流亡特工,试图推翻霍查(Enver Hoxha)的共产政权。可是行动一次又一次失败,特工刚一落地就被埋伏的军警包围,数以百计的人被杀或被捕,他们的家人也受到株连。

直到后来人们才明白,负责与美方协调这项行动的英国情报官菲尔比(Kim Philby),正是苏联的间谍。1963年他出逃莫斯科时,英国上流社会仍难以相信,一个出身体面,受过最好教育的绅士,会出卖自己的国家。

英国双面间谍菲尔比的克格勃身分证,于2010年12月22日莫斯科“俄罗斯对外情报局成立90周年”展览。(Natalia Kolesnikova/AFP via Getty Images)
英国双面间谍菲尔比的克格勃身分证,于2010年12月22日莫斯科“俄罗斯对外情报局成立90周年”展览。(Natalia Kolesnikova/AFP via Getty Images)

美国也有同样的教训。1994年,中情局反情报官员艾姆斯(Aldrich Ames)被捕,他出卖的情报导致至少十名为西方工作的苏联人被处决。2001年,联邦调查局资深探员汉森(Robert Hanssen)被捕,他为莫斯科效力断断续续长达二十多年。这些案例说明,共产政权最可怕的地方,不只是能收买人,更能俘获人的思想,让人毫无底线地为它效力。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讲过一个“古格斯戒指”的故事:牧羊人古格斯捡到一枚戒指,转动它就能隐身。他戴着戒指潜入王宫,勾引王后,杀死国王,夺取了王位。

柏拉图借此追问:如果一个人确信自己做什么都不会被人看见,他还会守住正义吗?情报暗战,本质上就是一场关于“隐身”的较量。中共给它的人一枚看不见的戒指,告诉他们,只要不被发现,一切都可以做;而人能否抵挡这种诱惑,取决于他心里是否还相信,即使无人知晓,天理和良知依然在看。

冷战结束后,这种轻信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形式。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西方普遍相信经济开放终将带来政治开放。二十多年过去,中国的经济规模扩大了许多倍,中共的控制却越来越严。西方企业带去了资金和技术,换回的往往是技术被吸走,市场被收回。

商界相信“商业就是商业”,学界相信交流会带来开放,媒体把中共当作一个普通的执政党来报导。近年美国多数大学已关闭孔子学院,德国也有多所大学终止了相关合作,这些觉醒来得都不算早。

德国的经历尤其值得深思。东德国家安全部“史塔西”在1989年拥有约9万名正式雇员和约18万名非正式线人,1600多万人口的国家,几乎人人都活在监视之下。两德统一后,德国打开了史塔西档案,让受害者看清自己曾被谁出卖,这是了不起的一步。

然而在许多观察者看来,与清算纳粹的彻底相比,德国社会从未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本身作出同样深入的清理和定性。档案打开了,共产主义的思维方式却悄悄留了下来。一个没有被彻底清理的思想,就会在新的土壤里重新生根。

六、根源:斗争哲学与“魔鬼的诱饵”

为什么中共能够如此不择手段?因为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里,本来就没有不可逾越的底线。它从诞生之日起就以斗争哲学为核心:世界被划分为敌我两方,人被视为实现目标的工具,只要目的“正确”,一切手段都可以被合理化。

1939年,毛泽东把“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并称为中共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所谓统战,就是把能利用的人拉过来,把不能利用的人孤立起来。

2017年施行的《国家情报法》第七条更规定,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当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这条法律不能证明任何具体的企业或个人做了什么,绝大多数中国人只是在正常地做生意,过日子;但它说明了一个制度事实:在这个政权之下,商业关系与国家意志之间,没有一道清楚的墙。

2023年7月1日,修订后的《反间谍法》生效,把“间谍行为”的范围扩大到与“国家安全和利益”有关的一切文件、数据和数据,却没有说清什么算“国家利益”。

同年春天,美国尽职调查公司Mintz Group的北京办公室遭警方突击搜查,五名中国籍员工被带走;日本制药公司安斯泰来的一名日籍高管在北京被拘,后来以间谍罪被判刑。一条边界模糊的法律,让每一个在中国做生意的人都可能成为人质,也让每一家外国企业都明白:在中共面前,“商业就是商业”只是一厢情愿。

共产邪灵祸乱人间,最擅长的是看准人性的弱点,用金钱、名利、美色和虚荣引诱人背离道德,再把人的失足变成摧毁人的武器。名、利、情,样样都可以是诱饵。这些弱点人人都有,所以越是成功,越有影响力的人,越容易成为它的目标。

大院里的枪声和董事会里的辞呈,一个靠恐惧,一个靠诱惑,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让人放弃良知,为它所用;不能为它所用的,就毁掉。

自由社会当然也有过情报丑闻和滥用权力的事。但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在自由社会,这些事一旦曝光,就要面对法院、记者、议会和公民的追问,并可能得到纠正;而在中共的体制下,当众处决一个人,不必向任何人交代。

黄仁勋事件从曝光到辞职,每一步都在公开的报导、董事会的声明和国会的质询之下进行;而那些在北京大院里倒下的人,至今连名字都没有留下。自由社会在暗战中吃亏,几乎是先天注定的;然而这也恰恰是它值得守护的理由。

结语:与邪灵切割,回归传统

每一次中共的渗透案曝光,海外华人就要多承受一分猜疑。可是华人不等于中共,中华文化更不等于党文化。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讲的是敬天、重德、诚信、仁义;共产党这个外来的邪灵,讲的是斗争、欺骗、仇恨与不择手段。真正让华人蒙羞的,不是华人自己,而是这个盗用了中国之名的政权。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看清,问题的根源不在某一个人,某一种脆弱的人性,而在共产主义这套反人性、反天理的意识形态本身。EndCCP民间思想运动正由此而来。它不针对任何个人或群体,不针对普通中国人,也不针对曾被裹挟进这个体制的人。它倡导的,是每一个人认清共产主义的本质,清理自己思维中党文化的影响,在思想上与它彻底切割。

2025年8月30日,旧金山湾区民众举办汽车游行,声援逾4.5亿人“三退”,以及“打倒中共恶魔”(End CCP)征集签名人数近500万。图为车队正进入中国城。(周凤临/大纪元)
2025年8月30日,旧金山湾区民众举办汽车游行,声援逾4.5亿人“三退”,以及“打倒中共恶魔”(End CCP)征集签名人数近500万。图为车队正进入中国城。(周凤临/大纪元)

许多中国人在年少时,曾在红旗下举起拳头,加入过共产党,共青团或少先队,发誓要为它奋斗终身。那个誓言,把人的生命与这个组织绑在了一起。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统计,截至11月12日,已有超过4亿6800万人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抹去当年的毒誓。

中国古人相信善恶有报。《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一个靠恐惧和谎言维持的政权,作恶越多,离清算的日子就越近;而与它绑在一起的人,也难免受到牵连。

中共把自己遍布全国的监控摄像系统命名为“天网”,以为有了无数镜头,就能看住每一个人。可是这个词的本义出自《道德经》:“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真正的天网不是摄像头和数据库,而是天理。它看似稀疏,却从不放过任何一件恶行。一个政权可以监视14亿人的一举一动,却监视不了天理对它的审判。

一声枪响,让人看到恐惧如何控制人;一纸辞呈,让人看到诱惑如何毁掉人。但人并非只能在恐惧和诱惑之间被动选择。当利益与良知发生冲突时,选择站在哪一边,关系的不只是今天的名声,更是自己和家人的未来。与中共一刀两断,回归敬天守德的传统,“三退”保平安,从看清真相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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