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倒了”党未解散:柏林围墙倒下37年后的德国
柏林圍牆倒下37年,東德執政黨卻未解散,只改名延續至今。今日德國住房、養老金等難題,開出的藥方仍常是「國家再多管一點」,再找一個群體去恨。看得見的牆可一夜推倒,看不見的舊理解卻要幾代人去拆。對照中共,土地從一開始即屬國家,人民財產只是暫借。退出黨團隊,就是在心裡推倒那道牆。

1989年11月9日夜里,柏林围墙的闸口在人潮中打开。一个月后,东德执政党统一社会党召开特别代表大会,表决要不要解散,结果是不解散,只改名字。37年过去,德国社会各阶层普遍不满,开出的药方却常常还是同一套:国家管不好,就让它管得更多,再找一个群体去恨。
一个政权的终结,并不会自动终结人们对国家、财富和社会冲突的旧有理解。看得见的墙可以在一夜之间推倒,看不见的墙,往往要用几代人的时间去拆。
一、一次没有通过的解散
1989年12月,柏林围墙倒下不到一个月,统一社会党在东柏林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总书记克伦茨(Egon Krenz)和整个政治局已经辞职,成千上万的党员退了党。会上要表决的问题很简单:这个党还要不要存在?
大会以压倒多数决定:不解散。
会上有一篇讲话宣布,党要“不可逆转地与作为体制的斯大林主义决裂”。改革派律师居西(Gregor Gysi)以95.3%的得票当选主席。党先改名为“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1990年2月再改称民主社会主义党。2007年,它与西部的左翼组织合并,成为今天的左翼党。
2026年9月20日,柏林议会选举揭晓,左翼党以25.7%的得票,第一次成为柏林第一大党,得票比上一届翻了一倍,执政的基民盟只拿到18.8%,社民党跌到12.1%,是它在柏林历史上最差的成绩。德国公共电视一台11月初公布的民调显示,在18至34岁的受访者中,最相信左翼党会为年轻人出力的占29%,远高于联盟党的5%和社民党的3%。
今天的左翼党不是当年的统一社会党。它是一个合法的民主政党,在选举中接受选民检验,许多党员是在两德统一之后才出生的。这里要追问的是另一件事:那个政权留下的一些基本理解,比如国家应当把什么从个人手里拿过来,社会的困难应当归咎于谁,有没有随着政权一起结束?
改名之后,这个党也没有交出旧政权积累的家底。1990年秋天,德国检方查出,民主社会主义党的几名干部试图经由一家苏联公司,把约1亿700万马克的党产秘密转往莫斯科,此事被称为“普特尼克事件”。统一社会党40年来的财产,相当一部分本是从私人和教会手中没收而来,后来由独立委员会清理,大部分收归国库用于东部重建。招牌可以换,旧帐却没有那么容易一笔勾销。
柏林的住房,提供了一个可以一路追踪的例子。

二、一个许诺:把住房交给国家
1973年10月2日,统一社会党中央全会通过住房建设计划,目标写得很明白:到1990年,把住房问题“作为社会问题加以解决”。
这背后有一个基本理解:住房短缺的病根,在于房子掌握在私人手里,只要把住房从市场上拿出来,交给国家建造、分配和定价,问题自然就解决了。于是东德把房租冻结在1936年的水平,国家集中资金在城市边缘盖起一排排预制板大楼。
结果是,1990年到了,住房问题没有解决。房东收来的租金连修缮都不够,不少人干脆把房子交给国家,国家又把钱优先投进新楼,老城区的房子就这样没有人修。到了八十年代,莱比锡、哈雷、德勒斯登等城市的老城大片破败,屋顶漏雨,外墙剥落。1989年秋天,莱比锡街头出现了一句标语:“不用武器,也能造出废墟。”
住房只是整个国家的缩影。1990年3月,东德成立托管局,负责处理全部国营企业。人们本以为这笔“全民财产”价值连城,清点下来却发现,大量工厂设备陈旧,产品在利伯维尔场上卖不出去,劳动生产率远远落后于西部。托管局经手了约8500家企业,到1994年底结束工作时,留下的不是盈余,而是约2500亿马克的亏损。国家替人民管了40年的财产,最后清点出来的是一笔负债。
中国古人早就看清了这个道理。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人有了属于自己的产业,才会用心经营,用心维护。东德的老城区不是被战争摧毁的,是被“谁也不是主人”这件事慢慢摧毁的。
三、37年后,同一个理解
2026年柏林的住房困难是真实的。柏林自2021年以来人口增加了约17万,出租房的空置率只有0.3%,房租一路上涨。这次选举,住房正是头号议题。
对这个真实的问题,近几年柏林开出的主要药方有两张。
第一张是“租金冻结”。2020年2月,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组成的柏林州政府推出法律:2014年以前建成的出租房,房租冻结在2019年6月的水平,五年不准上涨,偏高的房租还要强制下调。主管这项政策的,是左翼党籍的住房部长。
这张药方遇到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一个是法律问题:2021年4月,联邦宪法法院公布裁决,租金立法属于联邦权限,柏林州无权立这样的法,租金冻结自始无效。另一个是效果问题:慕尼黑伊弗经济研究所比较了柏林与德国其他大城市房产网站上的出租广告,发现冻结期间,柏林刊登出来的出租房源最多减少了约六成,冻结取消以后也没有恢复。
广告不等于整个市场,但方向很清楚:房租冻住了,想租房的人却更难找到房子。
第二张药方是“没收”。民间倡议“没收德意志住房公司”2018年成立,要求把在柏林拥有三千套以上住房的大公司“社会化”,涉及二十多万套住房。2021年9月,租金冻结被判无效五个月后,这项倡议付诸公投,103万人投下赞成票,反对的约71万人。2026年3月12日,柏林议会以执政的基民盟和社民党的票数,通过了“社会化框架法”。
这一切都在法律框架之内。德国《基本法》第15条确实允许在给予补偿的前提下,把土地和生产数据转为公有,框架法本身也写明必须“适当补偿”,而且只是框架,真正没收还需另立具体法律。倡议团体主张补偿不按市场价值计算,柏林工商会估算,即使如此,补偿也要330亿到360亿欧元,换来的新住房却是零套。
把1973年的计划和今天的方案放在一起看,变了的是程序:今天要经过公投、议会和法院,还要给补偿。没有变的是那个基本理解:住房短缺的病根在所有权,解决之道是把所有权转到国家手里,而不是多盖房子。冻结的效果不理想,公共讨论却没有回头检查这个理解,而是迈上了更高的一级台阶。
四、中国的版本:国家本来就是主人
其实东德自己就完整走过一遍“先分后收”的路。1945年9月,苏联占领区推行土地改革,口号是“把容克阶级的土地交到农民手里”,一百公顷以上的庄园一律无偿没收,分给无地农民和难民。
可是几年后的1952年,统一社会党开始推动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60年春天,又以“社会主义的春天”为名强制集体化,农民被逼着交出刚分到手不久的土地。那一年,大批农民和他们的子女加入了西逃的人潮。
德国的争论如今还在议会和法院里打转,中国则早已把这条路走到了底。
1950年6月,中共颁布《土地改革法》,在全国农村划阶级,斗地主,分田地。数以百万计的地主和富农在斗争大会上被打死、枪决或逼死。中共告诉农民,土地从此属于耕者。可是只过了几年,1953年起推行互助组和合作社,1958年全面成立“人民公社”,农民分到手的土地,连同耕牛、农具甚至家里的铁锅,都被收归集体。公共食堂敞开吃了几个月就断了粮,随之而来的大饥荒,夺走了数千万人的生命。

城市也一样。1956年,私营工商业通过“公私合营”被全部收归国有,资本家名义上领取定息,十年后在文革中连定息也被取消。城市的私有出租房屋,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大量由国家统一经租。
1982年的宪法写明: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今天,中国人花一辈子积蓄买下的房子,脚下的土地只有使用权,住宅一般为期七十年。地方政府靠卖地生财,土地出让收入一度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四成以上。遇到拆迁,房主往往拿不到合理补偿,不肯搬的就被断水断电,甚至被深夜强拆。
2022年7月,各地买了期房却迟迟不能交房的业主,相约停止偿还房贷,这股风潮在网上迅速蔓延,又很快被压了下去。业主付清了钱,背上了贷款,房子却停在烂尾工地上。在德国,没收住房要经过公投、议会和法院,还要给补偿;在中国,国家本来就是土地的主人,不需要问任何人。
这正是两种制度的分水岭。前者,国家要拿走财产,必须说服人民,必须受法律约束;后者,人民的财产从一开始就只是国家暂时借给你的。
五、许诺与账单 为什么停不下来
这个循环并不只出现在住房上,也不只是左翼党的事。1957年,联邦德国推行动态养老金改革,由在职一代的缴费直接支付退休一代的养老金。
推动者是坚定反共的总理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经济部长艾哈德(Ludwig Erhard)和财政部长舍费尔(Fritz Schäffer)都反对,理由是这种办法要以人口持续增长为前提。
据流传,阿登纳的回答是:孩子嘛,人们总是会生的。此后从1965年起短短十年,西德每名妇女平均生育的孩子从约2.5个降到约1.4个。今天,养老金的保障线一再延长,账单越来越多地落在年轻人身上。
一个坚定反共的人,为什么也会不断扩大国家的许诺?因为许诺的好处立刻可见,换来的是选票;成本却要很多年后才到期,落在还不能投票的人身上。这是一切政治都会遇到的诱惑。
1944年,经济学家海耶克(Friedrich Hayek)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就警告过,以善意开始的计划,每一步都需要更多权力来补救上一步的失败,最后通向的是人们从未打算要去的地方。
中国历史上也有过以善意开始,以强制收场的例子。1069年起,王安石推行新法,其中的青苗法本意是由官府在青黄不接时借钱给农民,免得他们受高利贷盘剥。可是到了地方,官员为了完成放贷指标,不管农民需不需要,一律摊派,到期又层层催逼,利息比民间借贷低不了多少。
司马光、苏轼等人上书力陈其弊,苏轼在诗中写下农家“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说的就是百姓被官府差事拖住的窘境。一项救民的政策,一旦变成官府的考核任务,就会反过来压在百姓头上。
老子说:“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统治者做得越多,管得越细,百姓反而越难治理。他又说:“我无为而民自化。”中国古人并不是不要政府,而是懂得权力有边界,国家伸手越长,社会自己生长的空间就越小。
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把治理经济的方法分了等级:“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最好的办法是顺应百姓自己谋生的力量,其次是引导,再次是教化,再次是用法令去整齐划一,最下等的,是国家亲自下场与民争利。按照这个标准,一个把土地、工厂和房屋统统收归自己,再由自己定价,分配的政权,在中国古人眼中正是最下等的治理。
共产主义思潮没有发明扩大许诺的诱惑,但它为这种诱惑提供了两样东西。一是道德上的理由:国家包办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公正”本身。二是一个可以归罪的对象:每当许诺的账单到期,它不谈成本,只谈“上面那一小撮人”拿走了太多。
养老金是代际之间的帐,社民党青年组织却说,这里不存在老与少的冲突,只有穷与富的冲突;兵役的问题,到了托派团体的口号里,变成了“剥夺军工企业”;住房的问题,变成了没收房东。
这个思路的源头并不神秘。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写道:“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指出,共产主义的特点之一,是为了最终目的可以毫无原则,变化多端。所以社会公正、住房权利、和平这些正当要求,都可能被一些团体借来推广同一套方案。要求本身没有错,问题出在方案。
于是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国家许诺,成本推后;账单到期,便归咎于某个群体;再以“纠正不公”的名义,扩大国家的强制。每转一圈,国家对财产、价格和个人选择的支配就扩大一点,人对国家的依赖也就深一层。
六、归罪于某一个群体
2026年10月31日,德国三十多座城市举行以“Z世代来管”为名的青年集会,约12万人走上街头,要求是教育、生活费和兵役。白天的集会基本和平;入夜以后,法兰克福、汉堡、柏林、科隆等城市相继爆发骚乱,法兰克福有人砸开枪店抢走武器,汉堡燃起路障,据德国媒体统计,全国至少有339名警察受伤。

骚乱之后,左翼舆论把矛头指向富人和资本,右翼舆论则很快找到了另一个群体。联邦内政部长多布尔特(Alexander Dobrindt)把骚乱归咎于“左翼团体和移民背景的闹事者”,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Boris Pistorius)公开与他拉开距离,引发一场争论。
暴力必须依法追究,不论是谁。可是把一个国家的种种问题,归结为某一个群体的道德罪恶,这种做法哪一边都有,也不是共产主义独有的。共产党做的,是把它变成一套理论和一种统治方法:划出敌人,发动斗争,以斗争的名义扩大权力,最后用暴力消灭另一个阶级的存在。
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划分敌人的历史。土改时是地主富农,1957年反右运动,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
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到了文革,“地富反坏右”被统称为“黑五类”,株连子女,代代受歧视。每一次运动都有一个被指定的群体,每一次斗争之后,党的权力都更集中一分。当一个社会习惯了用“哪一群人有罪”来解释困难,它就已经站在了这条路的入口。
所以值得每个人自省的,不是“有没有找国家”。遇到犯罪找警察,遇到违法行政找法院,本来就是国家的职责。值得自省的是两件事:是不是不问责任、成本和权限,就要求国家扩大对财产、价格和个人选择的强制;是不是把一个复杂的问题归结为某个群体的罪过,进而要用强制去消除这个群体。
七、墙那一边的结局
这种思路在德国已经走到过一次尽头。1953年6月17日,东德政府提高工作定额,东柏林的建筑工人上街抗议,一天之内蔓延到全国数百个地方。工人喊出的口号是要求自由选举。苏联坦克开上街头,数十人遇难,上千人被判刑。这个自称“工人和农民的国家”,用坦克镇压了工人。

1961年6月15日,东德国家元首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在东柏林举行国际记者会。一位西德女记者问他,把西柏林变成“利伯维尔”,是否意味着要在勃兰登堡门设立国界。她并没有提到墙,乌布利希却主动回答:“没有人打算建一道墙。”两个月后,8月13日凌晨,铁丝网拉了起来,随后砌成了墙。
在这之前的12年里,大约270万人逃离了东德,而这个国家的人口当初不到2000万。一个许诺“包办人民一切”的国家,最后却要靠一道墙和一排机枪,才能留住它的人民。
这道墙并不只是砖石。1961年到1989年,至少有140人在柏林围墙边丧生,有人在翻墙时被边防军射杀,有人在游过施普雷河时溺亡。最后一个在翻越柏林围墙时被射杀的人,是20岁的克里斯・格夫罗伊(Chris Gueffroy),时间是1989年2月6日,距离围墙倒下只有九个月。开枪的士兵,执行的是上级“不惜使用武器”的命令。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中国。1962年春天,大饥荒刚刚过去,广东边境突然出现大批逃往香港的人潮,短短几周内有十多万人涌向深圳河。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大逃港”。人们用脚投票的方向,从来不会说谎。
八、管得越多 就越要监视
一个国家许诺包办一切,就必须知道一切。东德的国家安全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史塔西”,到1989年有约9万1000名正式工作人员,另有约18万9000名“非正式合作者”,也就是秘密线人,而东德当时的人口只有1600多万。丈夫监视妻子,学生举报老师,教会里的牧师向安全部汇报信徒的言谈,这样的事例在档案中比比皆是。
两德统一后,德国在1991年底通过法律,次年1月起向受害者开放史塔西档案,排起来长达一百多公里。许多人第一次读到自己的卷宗,才知道告密的人就是最亲近的朋友。德国社会选择了直面这段历史,让每个人都有权知道自己曾被怎样对待。
中共走的是相反的路。它不但从未开放过去的档案,还把监视做到了东德做梦都想不到的程度。全国城乡推行“网格化管理”,每一片街区都划入网格,配有网格员;遍布街头的摄像头连接人脸识别系统;2022年上海封城期间,两千多万人被锁在家中,网格员和“大白”可以决定谁能出门,谁能买菜。

国家越是要替人民安排生活,就越害怕人民有自己的想法。监视,是包办的另一面。
结语:一个组织的选择,一个人的选择
1989年10月9日,莱比锡尼古拉教堂的和平祈祷结束后,约7万人手持蜡烛走上街头,喊的是“我们是人民”和“不要暴力”。统一社会党调集了数千名武装人员,那一夜却没有开枪。一个月后,墙倒了。
两个月后,同一个党在特别代表大会上选择了不解散。一个组织可以选择继续存在,一个人仍然可以选择不再认同,不再参与。
这正是“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意义。2004年,《九评共产党》问世,把共产党的来历和本质摆在世人面前。此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声明退出自己曾经加入的中共党,团,队组织。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统计,截至2026年11月18日,“三退”人数已达4亿6877万1711人。
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践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启示,值得全世界重视。《共产党宣言》自称要超越国界,解放全人类,它的危害也同样不分国界。“打倒中共恶魔”(End CCP)联署五年来签名已近550万,其中八成以上来自欧美等地的非华裔民众。
这不仅是声援中国人的退党运动,也是一个个普通人用自己的行动,拒绝共产主义,拒绝中共。
东德人推倒围墙,靠的不是武器,而是蜡烛和不再害怕的心。对中国人来说,退出党,团,队组织,就是在自己心里推倒那道墙,与那个党划清界线,给自己和家人留一份平安。
柏林围墙倒下37年了。看得见的墙早已拆掉,那些看不见的旧理解,要靠每个人自己去辨认,去放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