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党文化】“你为什么不在家里炼？” 毋用党文化定义修炼

一、莱比锡的烛光

1989年10月9日，星期一，东德莱比锡。

10月的莱比锡，天色暗得早。烧褐煤的烟混在潮湿的空气里，闻着发涩。街灯一亮，整座城彷佛蒙上了一层灰。还不到五点，市中心的尼古拉教堂已经坐满了人。从1982年起，这里每个星期一傍晚都有一场和平祈祷，起初只有十几个人，围着几支蜡烛低声祷告。到了这个秋天，教堂里挤不下，人群一直站到外面的广场上。

这一天的空气不一样。城里集结了警察、军队和工人战斗队，卡车停在街角。据后来许多亲历者回忆，医院被要求多备血浆和病床。当局还提前安排了数百名统一社会党党员进入尼古拉教堂，把长椅先占住。那天傍晚，城里有四座教堂同时举行和平祈祷，每一座都坐得满满当当。

尼古拉教堂里，牧师克里斯蒂安·弗雷尔（Christian Führer）照常主持祈祷。没有口号，只有经文、祷告，和一份呼吁各方克制，避免暴力的声明。

祈祷结束，教堂的门打开了。从几座教堂里走出的人，与早已等在外面的人汇在一起，手里拿着点燃的蜡烛。晚风很凉，一只手拿着蜡烛，另一只手要护着火苗，就腾不出手去扔石头。蜡油顺着手指往下淌，没有人松手。约七万人沿着环城大道缓缓走过，喊的是“我们是人民”，“不要暴力”。

那天晚上，没有人开枪。

一个月后，柏林围墙倒了。当时的东德人民议院议长辛德曼（Horst Sindermann）后来有一句感叹，流传甚广，大意是：我们对一切都做了准备，唯独没有准备好面对蜡烛和祈祷。

二、一句质问中的几层预设

今天，在德国大城市的步行街上，这样的场景却是寻常：周六上午，市政厅前支着一张折迭桌，桌上摆着几摞中文数据，旁边立着展板。一位法轮功学员把数据递给路过的华人，对方接过去看了两眼，又递了回来，语气倒也客气：“法轮功既然好，你们为什么不在家里自己炼？为什么非要告诉别人？为什么要说政府坏？有信仰的人，怎么还搞政治？”

试想，把同样的问题，拿去问1989年莱比锡那些手持蜡烛的人：你们信上帝，在家里祷告不就行了，为什么要走上街头？为什么要告诉邻居？为什么要说政府不好？

今天大概没有一个德国人会这样问。可在当年的东德，教会一旦为异议者提供聚会和发声的空间，就会受到当局的监视与干预。在当局眼里，教会最好安安静静地待在祭坛后面。

问这话的同胞，多数并无恶意，许多人是真的不解。但这个问题里的每一个前提——在哪里炼功要有人批准，讲给别人听要有理由，评论政府就是越界，有信仰就该沉默——都不是常识，而是几十年被党文化耳濡目染出来的变异思维方式。

三、自由是本来就有 不是谁给的

“为什么不在家里炼”，听上去像是一句善意的建议，底下却埋着一个前提：公园、广场、街头都属于政府，个人要在那里做什么，得先说出理由，得到允许；能让你关起门来炼，已经算是宽容了。

法治社会的逻辑恰恰相反：对公民而言，法无禁止即自由；对公权力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德国《基本法》把信仰、言论、集会的自由都清清楚楚写在里面。

周末到德国随便哪座城市的公园走走：草地上有人打太极，有人练瑜伽，湖边一群老人在做操，树下有人弹吉他、读诗。没有人上前问一句：你为什么不在家里弹？一个人在公园里炼功，只要不妨碍他人，不破坏环境，就用不着向谁解释。

“为什么要告诉别人”也是一样。我讲，你可以不听；你不听，我便不再说。但讲给谁听，是我的自由。在党文化里，宣传是组织的专利，“舆论一律”，“统一口径”，个人主动传播一件事，就自带几分嫌疑。久而久之，人们忘了，自由地说话、表达看法，本来就是天赋人权，不需要党的批准，也不需要任何人的批准。

中国古人早就看清堵住人嘴的后果。西周时，周厉王暴虐，国人议论纷纷。他找来卫国的巫者监视百姓，凡有议论者，一经告发便杀。从此人们不敢说话，在路上相遇，只能用眼神示意。

厉王很得意宣称：我能消除诽谤了。大臣召公劝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堵住河流，一旦决堤，伤人更多；堵住百姓的嘴，也是一样。厉王不听。三年之后，国人起来把他赶出了镐京，他最终死在流放之地。

至于修炼的人遭受迫害后，要不要说出来、何时说、在何种场合说、以何种方式表达反迫害的要求，这些本是这个修炼群体依其信仰而作出的选择，属于信仰自由的一部分，也是人类文明理应共同守护的权利。旁人可以不认同，却不该用嫌弃、排斥和边缘化去阻止他们开口。那份“你最好别说话”的不耐烦，正是党文化在海外华人心中的延伸；它伤害的是被质问的人，也在不知不觉中毒害着发问的人。

其实中国人自己也有过另一种记忆。九十年代的清晨，从北京的公园到小县城的空地，常能看到一片片打坐的人：录音机里放着音乐，地上铺着塑料布，有人刚下夜班，有人送完孩子上学顺路过来。那时并没有谁觉得这需要解释。需要解释的，是后来发生的事——为什么要发动镇压。

四、关起门来才是独善其身吗？

“为什么不在家里自己炼”，还有一层意思：修好你自己就够了，外面的事，少管。这话听上去很像中国人熟悉的“独善其身”。可孟子这句话还有下半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而中国人真正敬重的，往往是那些自己并不显达，却依然放不下天下的人。

无锡城东有一座东林书院。万历三十二年，被罢官回乡的顾宪成与高攀龙等人重修书院，开坛讲学。四方读书人背着行李赶来，讲堂里坐不下，就站在廊下听。他们讲经义，也议朝政，评点当权者的得失。讲堂上挂着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后来阉党魏忠贤当权，东林被打成“党人”。杨涟、左光斗惨死在诏狱里；锦衣卫到无锡拿人那天，高攀龙整好衣冠，投水自尽。朝廷下令拆毁天下书院，东林书院也未能幸免。可是几百年来，中国人记住的是那副对联，被唾骂的是魏忠贤。

明亡之后，顾炎武在《日知录》里把“亡国”与“亡天下”分开。改朝换代，皇帝换了一家，国号换了一个，这是亡国，是君臣之间的事。仁义道德沦丧，以至于人与人相食，才是亡天下。“人相食”是他借孟子的话打的比方，说的是做人的道理没有了：说真话的受罚，说假话的得势，害人的反被称赞。到了这一步，哪怕江山还在，国号未改，天下也已经亡了。

所以他说，保国，由在位者去谋划；保天下，即使是最卑微的百姓，也有一份责任。这份责任不是去争江山，去做官，而是守住做人的底线。后来梁启超把这层意思凝练成八个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劝人退党，说的正是顾炎武那个层面的事：不去争谁坐天下，只是不再为一个践踏良知的组织背书。至于“有信仰怎么还搞政治”，大洋彼岸也有过一个回答。

1963年4月，耶稣受难日，马丁·路德·金在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带队游行，被警察逮捕，关进单人牢房。在狱中，他看到一份报纸，上面刊着当地八位白人神职人员的联名声明：这样的示威不明智，不合时宜，应当耐心等待，诉诸法庭，而不是走上街头。

金的手边没有信纸。他就在那份报纸的空白处写，写满了，又写在别人带进来的碎纸片上。这就是后来的《伯明翰狱中书简》。他说，对受压迫的人而言，“等待”几乎总是意味着“永不”；任何一处的不公正，都威胁着所有地方的公正。他是浸信会牧师。正因为他的信仰，他不能对不公沉默。今天，美国以一个全国性的节日纪念他。

五、只问为什么喊疼 不问为什么打人

这句质问里最隐蔽的一层，是它略过了因果。

1999年以前，许多法轮功学员在公园里炼功，在家里读书，日子过得平平常常。那年4月，天津警方抓走了数十名学员。4月25日，上万名学员来到北京府右街的国务院信访办，静静地站在人行道上，不喊口号，不打横幅，给行人留出通道。

傍晚，天津放了人，人群散去；据在场者回忆，地上连烟头和纸片都没有留下。即使是这一次，也是先有天津抓人，才有北京上访。

三个月后，1999年7月20日，大规模抓捕开始了。随之而来的是关押、酷刑，以及电视和报纸上铺天盖地的诽谤。越来越多的学员这才走出家门，向人们讲述自己和同修的遭遇。“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则是在2004年《九评共产党》发表之后才兴起的“精神自救”。

先有打人，后有喊疼。可质问的人只问喊疼的：你为什么这么大声？你为什么要让别人听见？却很少有人回头问打人的：你凭什么打人？

被打的人不说，就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打人的就不会停手。讲真相，不过是被打的人不肯再沉默。

还有人会说：法轮功毕竟是少数，何必跟大多数过不去？可民主从来不是多数人说了算，而是多数人也无权剥夺少数人的基本权利。宪法保障信仰、言论和集会，保护的从来不只是多数人，也包括那些意见不受欢迎的少数人。多数人的话，本来就不缺人听。

结语：不再沉默

回到步行街上那张折迭桌，回到那个问题：你为什么不在家里炼？为什么要告诉别人？

答案其实很朴素。在家里炼，是我的自由；在公园里炼，也是我的自由。告诉别人，是因为有人正在受害，而知道的人还太少。至于说出政府的问题，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这都不需要理由。至于说修行修炼的人，就不应该将自己因为修行而被政治歧视或迫害的真相讲出来，讲出来就是不忍，就不是修行，那是党文化扭曲了修炼的概念，用自己的暴力思维去定义修炼。修炼是宗教信仰，如何解释这一门信仰的法则，那不是门外人可用自己的党文化思维去定义的，这样做，就是一种暴力，不文明的思维，需要全社会阻止的违反人类基本道德规范的行为。

召公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顾炎武说，保天下，匹夫有责；金恩牧师说，等待往往意味着永不。古今中外，凡是懂得敬重良知的人，都明白同一个道理：沉默并不是美德，在不公面前开口，才是。

1989年秋天，莱比锡人没有在家里祷告。他们手持蜡烛走上街头，什么也没有砸，只是不再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