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普通人只想过日子，为何仍要了解真相？当中共把良知问题扭曲成政治立场，沉默究竟是在远离政治，还是在被迫生活于谎言之中？

“讲真相”是搞政治吗？

“中共是有很多问题，但我一个普通老百姓，管不了那么多，日子还是要照过。”这是很多身在海外、甚至身在大陆的中国人，面对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时，心里最真实的一句话。紧接着还会冒出另一个念头：“你们天天讲中共怎么迫害人，这不就是在搞政治吗？信仰是信仰，政治是政治，你们不该掺和。” 这句话乍听带着几分“劝和”的善意。但仔细想想：当年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时候，倖存者站出来作证，我们会说他们是在“搞政治”吗？有人揭发一起虐待儿童的案件，我们会指责他们“把家庭问题政治化”吗？不会。因为那是良知，不是政治。 那么，为什么唯独在中国、唯独面对中共的时候，揭露迫害、讲出真相，就被贴上了“搞政治”的标签？答案就藏在中共自己的话语体系里——它最擅长的手段之一，就是把“是非对错”偷换成“政治立场”。只要一件事触及它的统治合法性，它就把道德、人权、事实的问题，扭曲成“政治斗争”，把公众的注意力从“这件事是否邪恶”，转移到“你是不是别有用心”上去。它不需要否认事实——活摘器官的证据、经济数据造假的证据，中共其实很难正面否认——它只需要让你相信“谈论这些事的人动机不纯”，你自然就不会再去看事实本身了。这就是党文化里“诛心”逻辑：不辩是非，只诛动机。这些年，维权律师、调查记者、上访民众，最后往往都被扣上同一顶帽子：“境外势力资助”、“别有用心”。认清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讲真相是不是搞政治”，并不是重点，重点是谁在利用这个说法，想让谁闭嘴。 其实，这套以诛心代替辩是非的手法，中国历史上早有先例，也早有反例。 公元前548年，齐国大夫崔杼弑杀了齐庄公。按照史官制度，齐国太史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杀了这位太史。太史的二弟接任，写下的仍是同样五个字，崔杼再次动手。三弟接任，写下的还是这五个字。崔杼终于明白，这个家族不会屈服，只得放弃。而在崔杼放弃追杀之后，南方另一位史官，已经带着竹简准备接力北上，直到得知真相已被记录下来，才半路折返。这几位史官，没有一个人是在“搞政治”，他们既不夺权，也不站队，只是在做一件最朴素的事：把发生过的事实，如实记录下来。可就是这样一件事，需要用生命去换——这就说明，让统治者最恐惧的，是说出真相这个动作本身。中共今天给讲真相的人扣上“搞政治”的帽子，用的正是崔杼当年挥向史官的那把刀，只是换了一种文明些的说法。 同样的逻辑，也出现在商朝末年。纣王暴虐无道，比干身为叔父、朝中重臣，多次直言进谏，劝纣王改弦更张。纣王恼怒之下，竟说出“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命人剖开比干的胸膛，取出他的心脏，以验证他是否真是“圣人”。比干进谏，图的不是王位，也没有结党营私，他只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对眼前正在发生的暴政，说出“这样做不对”五个字。后世没有人说比干是在搞政治斗争，孔子称他为“殷之三仁”之一——忠言直谏，这属于良知的范畴，不是权力斗争。中共今天把讲真相等同于夺权，复制的正是纣王那句“圣人心有七窍”的逻辑：用怀疑动机的方式，让讲真话的人闭嘴。 明朝嘉靖年间，户部主事海瑞眼见皇帝迷信炼丹修道、二十余年不理朝政，官场贪腐横行、民不聊生，写下了震动朝野的《治安疏》，痛陈皇帝的过失。上疏之前，据史书记载，海瑞已经买好了一口棺材，遣散了家仆，做好了必死的准备。嘉靖皇帝读后震怒，一度想立刻处死他，最终将他打入死牢。 海瑞连身家性命都豁出去了，图的哪儿能是自己的利益？这样的行为，两千年来被称作“忠”、被称作“谏”，唯独到了中共这里，才被统一贴上“搞政治”的标签，这顶帽子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迫使人闭嘴。 历史上敢言的代价,顶多是杀身。但今天中共加诸讲真话人身上的罪名,已经延伸到了对活体本身的分配——摘去那些因说真话 而被投入牢笼之人的心、肝、肾。 追查国际历经二十多年系统调查，已公开发表413份调查报告、866份调查录音及4000多项证据，认定中共自1999年底起，在江泽民指令下，长期、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构成国家主导的群体灭绝罪与反人类罪。调查证据涵盖中共高层官员、军方、移植医院医生的电话录音，以及目击者证词、涉案人员自白等。其中，多名政治局常委及军方高层在调查中，被直接或间接指证知情或参与，另有大量医院及移植医生涉嫌卷入。追查国际还指出，相关调查显示活摘器官罪行至今仍在持续，并已形成由官方、警方、监狱与医院共同运作的犯罪体系。 把视野转向西方，不计任何政治污名、坚持说真话的故事，也在上个世纪反覆上演。苏联作家索忍尼辛，将自己与其他倖存者的亲身经历，写成纪实巨著《古拉格群岛》，记录了劳改营里数以百万计普通人的苦难。苏联当局立刻将他定性为“反苏份子”，强制驱逐出境；可他书中记录的，无关政治纲领，只是一件件具体的、有名有姓的人的苦难，他后来说，自己只是“尽了一个见证者的责任”。1971年，美国国防部分析师艾尔斯伯格，将记录美国政府在越战问题上系统性说谎的《五角大楼文件》泄露给《纽约时报》，尼克森政府以“叛国”罪名起诉他，最终却因政府一方搜证违法，指控被法官全部撤销——历史后来公认，这是新闻自由与政府问责的里程碑。他们揭露的，同样不是政治立场，只是一个事实：政权在对人民说谎。 捷克作家、后来成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的哈维尔，1978年写下长文《无权力者的力量》，或许是对这个问题最深刻的西方回应。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位蔬果店老板，每天在橱窗挂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只是为了不惹麻烦，是一种对体制的服从仪式。哈维尔说，这位老板内心深处，其实一直“生活在谎言中”；而一旦他决定把标语摘下来，哪怕什么都没有多说，这个举动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对整个谎言体系的挑战——因为他选择了“生活在真实中”。哈维尔特别强调，这种选择本质上不是政治行动，而是存在意义、道德意义上的选择；恰恰是极权政权，才会把每一个拒绝说谎的举动，都定性为政治攻击，因为谎言正是这套体制赖以生存的根基。这与中共今天把”讲真相”污名化为“搞政治”的逻辑，如出一辙。 其实，“政治”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从未是件肮脏的事，这种认知，是被中共扭曲之后灌输给我们的。《论语》里，孔子回答季康子问政，只说了三个字：“政者，正也”——政，就是端正的意思，是为政者以身作则，让社会回归公正的责任。再看“治”这个字，本义和治理洪水有关，大禹治水，用的是“疏导”而不是他父亲鲧的“堵”的办法。“治”引申出治理国家的意思，正是要让民意、民怨有出口、有渠道，顺势引导使其归于安定，而不是筑起高坝，把水死死堵住。把这两个字合起来看，“政治”的原意，其实是“端正自身、疏导民情，使天下归于安定”，而不是打压异见、钳制言论的工具。中共今天把“讲真相”污名化为“搞政治”，恰恰是把老祖宗留下的“政治”，用成了它最初想要防范的反面——用堵而不是用疏，这是真正违背、歪曲了“政治”二字的本义。 这套政治文化基因，并没有在中国人身上消失，只是在海峡对岸，被真正实践了出来。2014年，一群台湾大学生翻墙闯入立法院，反对一项强行放行的服贸协议，占领议场长达24天，这场“太阳花学运”震动了整个台湾社会。值得注意的是，抗争之后，政府没有出动军队清场，检方依法起诉，案子一路打到2018年，台湾高等法院最终判决他们的煽动、妨害公务等罪名均不成立——是法院、而不是枪杆子，来裁定他们的对错。这才是“政治可以正常运作”的样子：异见可以被表达，是非交给法治去裁决，不是交给恐惧去裁决。而台湾同样清楚，“政治参与”和“境外操控”是两回事：2019年通过的《反渗透法》，专门用来处置那些拿了中共的钱、替中共在台湾选举里办事的人。一个公民批评政府，是宪法保障的政治参与；一个人听命于境外势力，才是对民主的渗透——台湾分得明明白白。这说明，华人不是“不适合”民主，同样是华夏文化土壤长出来的社会，公民批评政府、监督权力，可以运作得很好。 法轮功学员今天在海外讲真相、揭露迫害，和崔杼手下甘愿赴死的史官，和哈维尔笔下那位摘下标语的蔬果店老板，和太阳花学运里走上街头的年轻人——本质上是同一件事：面对权力的不透明或不公义，选择不沉默，选择站出来发声。这是人类社会里最基本、也最普通的良知反应。真正该被追问的，正是“为什么有些地方，说真话需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看清这一点。当“讲真相”不再被等同于“搞政治」，人们心里那道被党文化筑起的高墙，就开始松动了。截至目前，已有超过4亿6千万中国民众选择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用实际行动与这个靠谎言和暴力维持统治的政权切割。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每天都在发生的觉醒大潮。 如果你也曾因为“这是不是搞政治”而犹豫过要不要正视这些真相，希望今天这一集能让你明白：分清是非善恶，从来都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良知选择。三退，是与谎言和暴力做一个乾乾净净的了断，为自己，也为家人，选择一个光明的未来。这是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关于良知的选择。